油价下跌通货紧缩_油价飙升加剧通胀担忧

1.分析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及受哪些因素影响

2.为什么人民币升值会给通货紧缩带来压力。为什么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中国油价还会上涨。

3.2014年全球是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

4.为什么产能过剩会导致通货紧缩

金融危机出现，原油下跌，带动世界金属下跌

因为金融危机会使全世界经济发展放缓甚至衰退，从而引起有色金属价格的下降，从而降低金属制品的成本，进而降低金属制品的价格和利润

金融危机拖累有色金属价格继续下跌

9月15 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使投资者纷纷逃离工业金属市场，本周基本金属价格延续上周颓势全面下跌，其中，锡、镍价格跌幅最大，分别达到12.85%和11.95%。

库存方面，铜、铝、锡、镍库存上升，铅、锌库存下降。继上周创出2004年3月以来的新高后，本周LME铝库存再度猛增15.67万吨，增幅达13%以上，国内铝库存也在增加，再次印证了铝市场供给过剩的现实。

金价强劲回升，符合预期

本周美国金融市场遭遇次贷危机的集中爆发期，全球金融市场笼罩在阴影之下，黄金做为避险工具的价值重新被发现。金价上周五触及年内低点后，本周展开强劲回升，COMEX黄金期货价格周涨幅达16%，国内黄金期货周涨幅达11%。前几周黄金价格受美元上涨和油价下跌的影响持续下挫，上周五更触及年内低点。本周的拉升除避险价值的发现之外也是对前期较大跌幅的修正。美国、欧盟8月消费价格指数继续上行，分别为5.4%(CPI)和3.8%（HICP），但受能源、汽车、住房等价格下滑的影响，增速较上月略有回落。但美国的核心CPI指数较上年同期上升2.5%，仍远高于1.5%-2%的美联储长期政策目标。中国CPI增速已下降到4.9%，但是PPI增速持续上升至10.1%，已连续3个月创出了10年来的新高。这说明国内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还未得到有效的控制，因而对CPI指数的回落构成较大压力，通货膨胀的前景并不乐观。我们仍然认为国内CPI指数在未来将延续上升趋势。受此影响，金价近期将维持震荡走势，再度深幅下跌可能性不大，长期看好。

1-7月全球有色金属市场多为需求缺口

全球金属统计局（WBMS）本周公布了1-7月有色金属市场供求状况的数据，除铝、锌存在供给过剩外，其余基本金属都存在需求缺口。而1-6月的数据显示除锡、镍存在需求缺口外其余金属都存在供给过剩问题，说明7月基本金属市场的需求相对增加而供给相对下降。这跟中国7月份有色金属普遍减产或有一定关联。

金融危机拖累有色金属价格继续下跌

9月15日 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使投资者纷纷逃离工业金属市场，本周基本金属价格延续上周颓势全面下跌，其中，锡、镍价格跌幅最大，分别达到12.85%和11.95%。库存方面，铜、铝、锡、镍库存上升，铅、锌库存下降。继上周创出2004年3月以来的新高后，本周LME铝库存再度猛增15.67万吨，增幅达13%以上，国内铝库存也在增加，再次印证了铝市场供给过剩的现实。

9.16 锡库存创下了5300吨的年内低点之后，周三出现了跳空上涨，较周二增加了935吨，此后略有回落，周增幅6%以上。锡库存今年前7个月一直呈下跌状态，同时也支撑锡价不断上行，然而受世界经济下滑的拖累下游需求低迷，库存有回升的迹象，锡价的上涨趋势将受到抑制。本周在金融危机的合力打压下锡价出现了大幅下跌。

镍库存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开始爆发性的增长，今年库存量一直在高位运行，近期有加速上涨的趋势，导致今年镍价跌幅已达35%以上。主要原因是下游不锈钢需求持续低迷。为此，国际上许多生产商已经停止了供应镍或者推迟扩张，国内最大的镍生产商金川集团近期也表示将降低年产量的目标。我们预计今年后几个月镍供应量将逐渐减少。从下游需求情况看，2008年上半年，全球不锈钢产量同比降1.8%，降至1,480万吨。

1季度产量降2.9%，2季度降0.6%，需求的下降已经有减缓的趋势。我国7月份四大不锈钢生产商实际完成的出口总量为40331.21万吨较上月增加了1.2个百分点，也证明了国际不锈钢需求已有所缓和。镍的需求量将逐渐增加。综合供需因素，我们认为今年内镍价将启稳回升。

金价强劲回升，符合预期

本周美国金融市场遭遇次贷危机的集中爆发期，全球金融市场笼罩在阴影之下，黄金做为避险工具的价值重新被发现。金价上周五触及年内低点后，本周展开强劲回升，COMEX黄金期货价格周涨幅达16%，国内黄金期货周涨幅达11%。前几周黄金价格受美元上涨和油价下跌的影响持续下挫，上周五更触及了年内低点。本周的拉升除了避险价值的发现之外也是对前期较大跌幅的修正。

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打击了投资人持有美元避险的信心，本周美元指数走势疲弱，周五报收77.68点，周跌幅1.6%，这也成为支撑本周金价走强的原因之一。

美国、欧盟8月消费价格指数继续上行，分别为5.4%(CPI)和3.8%（HICP），但受能源、汽车、住房等价格下滑的影响，增速较上月略有回落。但美国的核心CPI指数较上年同期上升2.5%，仍远高于1.5%-2%的美联储长期政策目标。中国CPI增速已下降到4.9%，但是PPI增速持续上升至10.1%，已连续3个月创出了10年来的新高。这说明国内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还未得到有效的控制，因而对CPI指数的回落构成较大压力，通货膨胀的前景并不乐观。本周一(15日)中国的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也加大了通货膨胀的风险。综上，我们仍然认为国内CPI指数在未来将延续上升趋势。受此影响，金价近期将维持震荡走势，再度深幅下跌可能性不大，长期看好。

://metal.ocn.cn/20081020/Info20081020754.html

美国次级贷发生危机以来，已经对世界经济运行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据分析，过去几年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已经周期结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调整周期。世界经济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已经对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国内外有色金属市场现货与期货并存，铜等主要有色金属期货衍生金融商品的属性突出，价格走势与金融形势密切相关，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紧密的商品。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加剧，使投资者对几乎所有金融商品失去信心，撤离期货市场，直接导致全球金融商品（包括石油、有色金属期货等衍生金融商品）价格出现下跌。由于国内外有色金属市场基本实现了接轨，在国际市场主要有色金属价格的大幅度下跌，使国内市场也不能幸免。

自2008年9月中旬以来，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在国际市场主要有色金属价格新一轮剧烈下跌的影响下，中国市场铜、铝等主要有色金属价格也出现大幅度下滑。到2008年10月中旬，中国市场铜价约为4万元/吨，比9月10日下跌了27.6%；铝价约为1.4万元/吨，比9月10日下跌16.7%；铅价为1.55万元/吨，比9月10日下跌13.4%；锌价为1.11万元/吨，比9月10日下跌19.6%；镍价为12万元/吨，比9月10日下跌20%。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有色金属生产和消费国，市场有色金属价格暴跌，不仅对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生产经营造成重要影响，也将影响到相关产业，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产生影响。

从目前形势分析，中国铝、锌产业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领域，生产经营已经陷入困境，处于全行业亏损状态。铜、铅、镍产业虽然也受到很大影响，但尚没有陷入全行业亏损的困难境地。

有色金属市场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尽管从长期发展趋势方面分析，中国有色金属市场具有良好前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动下，铜、铝等主要有色金属需求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在国内外有色金属市场已经基本实现接轨的背景下，世界有色金属市场的周期性变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中国有色金属市场的周期性变化，国内需求也不可能表现为直线上升。预计未来二年里，中国市场对铜、铝等主要有色金属的需求增速将受周期性变化。出现明显放缓。

分析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及受哪些因素影响

新常态作为党中央、院的执政新理念，在政策层面和研究领域已达成了高度共识。对新常态的理解，不同决策部门、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和新看法，其中不乏相异或矛盾的研究观点。笔者在对新常态众多结构性变化因素深入分析后认为，工业化发展阶段、需求结构的变化是决定新常态的本质因素，创新驱动、效率提升是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增长速度、产业结构的变化是新常态的显性结果，产能峰值、能源形势、社会形势是新常态形势的具体体现，相应产生了环境新特征和环境治理体系的新要求。

工业化发展阶段出现转换

国际长周期历史数据表明，各国工业化推进时期经济增速相对较高，之前和之后增速都会下滑。2014年我国GDP突破10万亿美元，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制造国，全国总体进入工业化后期。预计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左右（以2010年为基期测算），总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实现工业化，完成党的十八大确立的目标，开始进入后工业化和知识经济的过渡时期，由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转换带来的经济新常态特征将日趋明显。

目前，在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依靠要素规模投入、技术模仿带动生产力快速提升的阶段已逐步离去，对投资和工业产品的集中、普遍、大规模需求将不复存在，工业增量对经济增长贡献萎缩，重工业行业进入平台期，产业结构调整显现，消费品需求稳步增加，受掩盖或压制的服务业会快速发展，中高速增长必然成为新常态。

工业发展进入后期必然带来多方面积极变化。经验也表明，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方式会对环境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待工业化接近完成时，经济增长对环境的正面效应会逐步显露出来。但是，我国区域发展差异显著，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江浙等省份进入工业化后期，而贵州、云南等西部省份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阶段，大部分中西部地区仍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重工业集聚发展阶段，环境污染区域差异和分异也明显加大。

需求结构发生变化

工业化进入后期，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增长的潜力呈现分化，投资快、消费慢的形势正在扭转，中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被动国际化面临改变，投资优势正在消失、边际效益持续下降，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正在减弱，但最难把握和处理好的就是这种新旧动力之间的转换，以避免“踏空”。

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刺激性政策导致传统产业相对饱和，资本形成总额对生产总值贡献率持续高位。这加速了投资效益的持续下降，债务存续压力越来越大，企业投资意愿和能力出现不足。2014年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为48.5%，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7%，分别比2013年下降5.9和3.9个百分点，投资驱动的高增长模式发生变化。同时行业投资分化扩大，钢铁、有色等重工业投资大幅下降，出现负增长或低位增长。投资结构的变化也有利于降低污染物排放。

消费需求总体平稳，消费比重相对上升。从消费内部结构看，传统的基本生活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换的趋势明显，总体上有利于污染物排放下降。但排浪式的汽车消费仍处于上升期，2014年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64亿辆，大中城市交通拥堵成为常态，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占比逐年上升。电子信息等多元化消费带来的新型环境问题也难以预期，风险性加大。

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下降。2014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3%，结束了连续3年的负值，整体上仍然偏弱。加上国际经济形势总体上处于亚健康与弱增长状态，国际贸易前景不容乐观。好在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出口产品逐步向“微笑曲线”两端转移，或整体上抬升“微笑曲线”。出口产品的低污染、高附加值特征加强，对外贸易中的“隐含能源”和“环境逆差”有所缓解。

新常态实现取决于创新驱动

支撑我国经济30多年快速发展的劳动力、土地、、环境等传统要素供求关系日益趋紧。目前人口处于低增长率水平，农村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显现，人口老龄化加快，劳动力市场达到刘易斯转折点，环境承载接近或已经达到临界状态，传统要素优势正在减弱。

目前，基于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垂直分工格局驱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基本结束，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转化，技能结构矛盾将进一步凸显。2014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2.3%，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4个百分点，已经出现良好势头。笔者认为，新常态稳定固化的最重要标志和本质特征就是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本形成。这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主要取决于改革和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增质不增量、深挖产品附加值、提升竞争力的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而非传统扩张建厂的规模型粗放增长。

未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素质提升将成为中心工作，人力资本质量、技术进步等知识经济因素加强，创新驱动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预计“十三五”时期，将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度，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提升产业链，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经济年均增速6.6%，其中全要素生产率贡献3%（目前为1.83%），对GDP贡献度达到45%，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污染物排放量强度分别下降40%左右。

保持更为持续、健康、均衡的增速

从不同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观点来看，有一个共同认识，即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探底。更准确地说，新常态是中国经济从旧稳态调整至新稳态的过程，也就是从过去年均9.8%左右增速逐步过渡到更为持续、健康、均衡的增速上。而对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在何处探底、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在哪里，则仍存在诸多争议，比如林毅夫、李稻葵等学者认为改革有望使经济增速回到8%左右；而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研究报告预测2016年~2020年和2021年~2030年两个时期中国潜在增长率区间分别为5.7%~6.6%和5.4%~6.3%。从某种意义上这种速度的变化，是工业化阶段转换和赶超型发展的回归，是中长期周期和短期政策综合影响的结果，既是一种新常态，也是一种回归的常态。因此，工作的重点不是拉动经济回升，而是对经济增长托底，防止失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研究发现，后发追赶型国家可以将追赶进程划分为起飞、高速、中高速、中低速增长4个更替渐进阶段，前两个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数量扩张，后两个阶段主要依靠质量提升。目前，我国经济增速下行是追赶进程中的阶段性转换，是经济基本面发生实质性变化的结构性减速，根源于前期高速增长奠定的厚实经济基础，不能依靠总量调节和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政策，而要把要素供给、结构供给、制度供给作为最重要任务。

2014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4%，经济增量约7800亿美元，经济增长的绝对量仍在增加，比美国高1300亿美元。由于GDP基数变大，要维持过去高速增长，生态环境压力将不可想象。当前增速平稳回落，工业增加值增量下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环境的依赖，对生态环境系统新冲击负荷的强度和频次也趋于下降。

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缓解环境压力

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8.2%，显示出强劲的结构优化势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已连续6个季度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消费者偏好从商品向服务转换，生产性和生活业快速发展，网购、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发展势头良好。

应该认识到，产业结构演变必然导致经济增速换挡。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消费者对商品消费的需求弹性就会下降，对服务消费的需求弹性则会上升。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会引导产业结构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但工业生产比服务业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提高。因此，向服务业转型一般伴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落。

预计到2020年服务业比重达到52%左右（以2010年为基期测算），“十三五”时期，服务业新增量达到14.8万亿元，接近于工业新增量的2.6倍，带动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现代服务业增长有望加快，产业结构由服务业主导特征将日趋稳固，也有利于缓解环境压力。

传统重工业产品需求将接近峰值

目前重工业产能过剩现象突出。2013年，粗钢、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5.4%、75.8%、61.9%、71.1%，产能利用率水平较低，许多产能由“既落后又过剩”转变为“过剩但不落后”。实际上，一些领域的产能过剩不是新事物，由于加入WTO等红利使我国不少刚性的产能过剩现象延迟至今才集中显现。企业设备低负荷运行，增加产品生产成本。而国内外需求下降，产品价格接近甚至低于生产成本，造成企业经营困难。2014年，煤炭开和洗选业利润同比下降46.2%，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下降2.7%，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利润增长1.9%。企业资金不足，污染治理投入和运行维护难以保障，治污决心和行动出现迟疑。

传统重工业产品需求将接近峰值、进入平台期。2014年，我国人均发电装机达到1千瓦，取得历史性突破。火力发电量4.2万亿千瓦时，同比下降0.3%，是有统计数据（1998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也是煤炭消费量负增长的主因；粗钢产量8.2亿吨，同比增长1.2%；水泥产量24.8亿吨，同比增长2.3%，人均水泥累积消费量远超发达国家消费饱和时的22吨水平。预计重工业快速发展的势头将放缓，粗钢、铜、铝、铅、锌等主要产品产量将在“十三五”左右陆续达到峰值，多年来我国重工业比重明显偏高的局面有望好转，有望成为污染排放下降的结构性因素。

能源消费结构将出现积极变化

2002年以来，我国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需求总量和煤炭消费总量同步大幅增加，年均增加2亿吨左右标煤。但2014年能源消费增长下降到0.9亿吨标煤，增速由8%下降到2.2%。增速显著放缓。其中煤炭消费总量首次负增长，同比下降2.9%，煤炭占能源需求总量的比重也下降至66%。能源需求和煤炭消费的分异给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供了发展空间。

国际能源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地缘政治、能源品种相互竞争等因素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下跌，这有利于我国改善能源消费结构，降低能源进口成本，加上国内通货紧缩的有利形势，能在保持油价稳定的基础上提升油品质量。

“十三五”时期，尽管能源消费还将继续增加，但能源消费总量增速与增量将会双下降，能源消费结构出现积极变化，带来污染物新增量大幅下降。预测2015年、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分别突破43、45亿吨标煤，“十二五”、“十三五”时期新增量分别为8.1、2.0亿吨标煤。2015年、2020年煤炭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分别下降至63.3%、56%左右。“十三五”时期，因煤炭消费增量下降，二氧化硫、烟粉尘、氮氧化物排放新增量比“十二五”时期分别减少200万吨、63万吨、9万吨左右。

环境问题容易引发社会矛盾

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对生态产品需求日益增加。目前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致为23%~25%，规模约为3亿人。按照收入倍增，预计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达到40%~50%，规模约为6亿人。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传统以工业为主的“蓝领”就业阶层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白领”就业阶层转变，总体上环境权益观认识和人体健康维护日益增强。同时，社会价值观趋于多元化，社会治理认同度正面临挑战，新的传播方式和表达诉求方式进入“微时代”，环境改善速度与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改善需求差距大，环境问题易成为社会风险的引爆点。

我国已经基本告别短缺经济，进入相对过剩经济发展阶段，教育、卫生、医疗、环保等公共服务水平、数量、质量、方式及其均衡性矛盾快速上升，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滞后的供给已经成为一段时间内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形式。环境产品具有公共性、外部性、不可分割性等基本属性，决定了基本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必须确保的公共服务，也是对社会结构变化的有效回应。

新常态下环境新特征和环境治理体系新要求

综合来看，“十三五”时期，是环境质量改善速度和老百姓需求差距最大、环境瓶颈约束和发展矛盾最尖锐的负重前行困难期，也是环境压力有望高位舒缓、环境保护有望从临界点向转折点开始改变的重要窗口机遇期。当前及“十三五”时期，国内外经济形势、环境保护重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也进入新常态，呈现出新问题、新要求和新特征。这种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期，一定也是不确定期和风险期，一定面临着种种新旧交替、不适应和不匹配的制度政策环境，需要超前谋划、积极稳妥，主动作为。

在新阶段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应坚持依法治国和改革创新，持续推行治污减排、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形成有为、企业负责、社会共治、市场有效的环境“良治”，从硬从严树立环境守护者形象，大力推进分区分类，精准发力，保底线，树标杆，抓两头带中间，更加积极、有效地推进环境质量改善。在全面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应高度重视新常态下环境新特征和环境治理体系的新要求。

一是治理层次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环境保护的执政理念不断深化，日益成为国家意志，生态文明引领的新价值观加速形成，但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日益交织，法规、体制、机制、制度、政策“绿色化”尚未形成，环保系统承受的要求与其支撑能力、调控手段存在一定距离，在夹缝中负重前行成为环保工作新常态。这需要转变工作抓手的层次，更多地从宏观视角入手研究和推进，着力落实地方党委职责，明确底线和红线，实施体现生态环保要求的政绩评估考核体系和问责制度，固化绿色指挥棒导向作用，实施党政同责、综合决策，更多地运用司法、制度、政策和市场机制解决问题，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积极推进环境大部制改革，形成长效机制。

二是治理方式由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公众的环境关注度大、期待度高、参与度提升与忍耐度降低、回旋空间收窄并存，环境质量全面达标客观上难以实现，日益增长的环境公共服务需求与滞后的供给之间的矛盾在“十三五”期间不会全面解决，合理引导社会公众环境预期，让社会公众参与环境质量改善进程成为新的工作机制。这要求正确引导和释放公众参与正能量，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推动信息公开，调整优化治理重点和目标指标，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动员全民行动，让社会公众参与环境决策、评判治污效果，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身边环境问题，回应社会预期，建立健全监管、社会监督、企业负责、行业自律、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体系。

三是治理导向由总量控制逐步向质量控制转变。以细颗粒物（PM2.5）浓度控制目标为起点，将环境质量作为主要目标及评判标准的需求日益强烈，总量、质量、风险三者关系正在发生转变，治理主线由总量控制向质量改善转变成为新的工作导向。这就需要将质量改善作为首要任务、治理核心、工作主线，研究实施质量、总量双控，建立覆盖全要素的环境质量指标，深化、优化总量控制制度，将环境风险管控措施有效“嵌套”到常规环境监管体系中，突出生态空间管控的基础性作用，使质量管理、治污减排、风险管控、生态保护、制度政策等多位一体共同服务于环境质量改善和人体健康维护，目标一致、节奏一致、步调一致。

四是治理对象由主要控制新增量向增量、存量并重转变。污染物新增量将逐步下降，以扩大投资、招商引资为主导的外延式、粗放型发展方式将逐步退出，从主要控制污染物增量向“控增量、抓存量”并重转变将成为新的工作重点。这要求我们不得不面临在多个领域同时开战的局面，研究实施“过剩但不落后”产能化解方案，研究克服和企业资金压力趋紧、存量治理行动不够坚决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抓好无组织排放和中小企业污染问题，做好治污设施稳定运行、提标改造的监管和促进工作，大力控制存量污染，推动治污减排工程、技术、管理、政策组合运用，妥善应对压缩型工业化带来的多种污染物相互叠加、相间转移等复杂问题。

五是治理要求由统筹管理向分区分类、精细化管理转变。受经济发展水平、环境禀赋等客观因素制约，我国环境公共服务水平、环境问题表现、环境质量改善进程的区域分异较大，我国整体、同步达标可能性不大，分区分类差异化管理正成为新的工作要求。这就需要在国家保证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底线的同时，充分发挥各地积极性和主动性，研究容量的时间空间分布及输入响应关系，总量控制要求有保有压、有增有减，分区域、分流域、分单元设计质量改善目标任务，分行业、分企业、分污染物提出不同控制要求，开展生态分区分级管控，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实施精准治理，逐一打好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

为什么人民币升值会给通货紧缩带来压力。为什么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中国油价还会上涨。

趋势一：全球经济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低于趋势增长的新阶段

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低于预期，产出缺口依然保持高位，一些国家仍然在消化包括高负债、高失业率在内的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同时，由于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下降，大多数经济体仍需将“保增长”作为首要任务。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15、2016年的全球增长率预期分别下调为3.5%和3.7%，全球将进入低于趋势增长的“新常态”。

全球贸易增长则更为缓慢。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全球贸易增长预测，2014年和2015年全球贸易额增长预期分别下调为3.1%和4%，远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10年平均贸易年增长率6.7%的水平。

趋势二：全球廉价资本时代可能将趋于结束

目前全球利率仍处于低位，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依然疲软，高负债居民信贷需求低迷，央行普遍执行刺激性货币政策。然而，廉价资本的时代可能即将结束。

以往经济全球化中的过度消费、过度借贷、过度、过度出口的失衡关系正在被打破：一方面，外部需求疲软，贸易汇率风险、激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降低了新兴经济体的贸易盈余水平，全球贸易收支开始趋于平衡;另一方面，投资回报率、储蓄-投资组合、风险偏好水平等趋势性改变，也将影响全球资金流向，特别是随着美联储将进入加息进程，这种局面将推动全球长期实际利率上升。

趋势三：主要国家主权债务压力较大，“去杠杆化、去债务化、去化”进程还将持续数年

全球债务水平处于持续上升之中。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2007年中旬、金融危机前全球债务总规模仅为70万亿美元;但截至2013年底，这一规模就已攀升至100万亿美元，涨幅逾42%，全球债务负担占国民收入比例升至212%，其中及相关平台已成最大债券发行者。截至2013年6月，公共债务有价债券所占份额增至43万亿美元，相较2007年同期增长80%。除发达经济体之外，新兴市场在金融危机后通过各种刺激政策推动经济，信贷大幅投放带动了投资增速，相伴随的是私人部门债务大幅增加。

各国“去债务化、去杠杆化、去化”必然需要经历财政紧缩过程，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可持续水平，公司和家庭部门必须提高储蓄，修补资产负债表。这个过程仍将持续数年，并对经济增长动力形成负面影响，抑制总需求增加。

趋势四：美国从宽松周期转向紧缩周期，恐引发全球金融格局大分化和主权货币洗牌

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后，美元、美债再次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和“安全资产”，特别是如果参考美国货币政策周期与美元周期的关系，美元强势周期可能会持续4～5年左右，美元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是全球追逐的安全资产，增强全球，特别是新兴市场溢出风险。

当前新兴经济体企业外债高达2.6万亿美元，其中3/4以美元计价。目前，美联储结束量宽和美元升值已使新兴经济体企业偿还美元债务的成本开始走高，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风险上升，并可能传导至本国经济金融体系。

此外，美元升值也将导致其他非美系货币、新兴经济体货币出现一轮贬值潮，未来几年全球主权货币将面临新一轮洗牌过程。

趋势五：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结束，全球价格总水平趋于下降，面临通货紧缩压力

根据IMF评估数据，在1990～2013年之间，全球通胀率平均为11%，2014年该数值预计为3.9%，其中低通胀率的发达经济体，1990～2013年之间年均通胀率为2.3%，2014年仅为1.7%。2014年12月，美国CPI环比下跌0.4%，创2008年底以来最大跌幅。欧元区2014年12月CPI五年来首次转负，技术性通缩来临。

全球已有多家国际机构就此发布警告。IMF更是在最新版的《全球经济展望》中将此视为全球经济复苏最大威胁，凸显出一些深层次结构性因素：一是大宗商品繁荣周期趋于结束引发价格危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国际油价下跌势头2015年将延续;二是全球需求结构变化导致供需出现缺口。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需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增量需求从美欧主导开始转变。中国成为全球需求主要支撑者，而随着近几年中国去杠杆化和去产能化，增量需求放缓，产出缺口开始加大，全球有限的市场成为各国竞争焦点直接导致全球价格总水平下降;三是强势美元回归引发全球“输入型通缩”压力，另一方面加剧新兴经济体外债压力。四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处于劳动人口周期变化拐点。从长期因素看，2008～2014年叠加了美系国家和中国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人口周期拐点。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趋势导致储蓄消费结构变化，消费增长趋于停滞，这是导致供给失衡，并进一步引发价格总水平下滑的重要因素。

趋势六、国际贸易“规则之争”已超越“市场之争”，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博弈角力点

全球贸易投资结构正处于调整时期。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演进趋势将是以区域贸易规则创建为基础，辅以规范某一领域的诸边贸易规则的发展，通过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规则的融合后逐渐形成新的多边贸易规则，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会更加激烈和隐蔽，从自由贸易转向规则贸易。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一是区域自贸协定竞争趋于激烈。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主导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诸(多)边服务业协议(TISA)等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力图推行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

二是贸易与投资日趋融合发展。新规则体系强调货物贸易、投资和服务规则的整合。在投资领域，强化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在服务贸易领域，用负面清单方式，建立全面的、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

三是服务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主流。当前，世界服务贸易的部门结构已从以自然或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行业为主逐步转向以资本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行业为主。如美国希望未来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的、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推动金融服务自由化及电信自由化，包括电子商务，促进软件、影音光盘等数字产品的贸易自由化。

趋势七：全球跨境投资总体趋缓，中国“走出去”步伐加快，将成全球主要资本输出国

全球FDI流量有望在2014年和2015年分别进一步上升至1.6万亿美元和1.8万亿美元。但鉴于主要经济体增长的不均衡性、脆弱性、不确定性，以及美国及其他一些大国货币政策分化，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影响全球FDI流向。

总体而言，全球FDI短期内不会出现强劲增长，但中国可能是一个特例。未来几年中国正面临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新阶段，通过深化“一带一路”战略带动配置全球化拓展。据测算，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未来十年总投资规模有望达到1.6万亿美元，未来25年内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比重达70%。

趋势八：再工业化与新技术革命步入孕育期，将导致全球产业格局重组和重构

未来十年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正在启动“再工业化”周期，“再工业化”的本质是产业升级和“归核化”(即向设计、研发、标准等价值链高端抬升)。一方面，宽带、智能网络将继续快速发展，超级计算、虚拟现实、网络制造、网络增值服务等产业快速兴起。另一方面，集成电路将逐步进入“后摩尔时代”，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兴起也是信息技术应用模式的一场变革。受此影响，“工业4.0”和产业物联网将对全球产业格局产生颠覆性重构。

此外，全球制造业出现“制造业服务化”新趋向：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两个“70%”的现象，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70%，制造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比重的70%。国际制造业跨国巨头都在推进制造服务化转型，这意味着制造业服务化时代正在到来。

趋势九：全球能源面临新供给冲击，初级矿产、基础大宗商品需求将趋下降

全球能源领域的长期传统格局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并出现三大新趋势：需求增长的趋势性放缓、新供给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消费增长重心转移。

一、结构因素持续影响全球能源需求变化。《2035世界能源展望》预计，从2012年到2035年，全球能源消费将增长41%，年均增长1.5%。增速将从2005～2015年的2.2%降至2015～2025年的1.7%，再之后十年降至仅有1.1%。

二、全球能源格局面临“新供给冲击”。当前全球产业结构趋向低碳化，以新能源、环保、高附加值制造业、生产服务性制造业以及能够提高能源效率的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将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力，初级矿产、基础大宗商品，以及化石能源需求会趋于减少。

三、能源消费重心“由西向东”转移。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重心“由西向东”转移，全球能源消费重心也随之转移。特别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对全球经济和能源消费增长起到显著推动作用。

趋势十：未来全球仍须高度警惕财富分配失衡加剧风险

未来十年全球包括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仍需高度警惕由于社会分配不公、财富分配失衡、新技术以及货币超发贬值致财富再分配等因素导致的贫富差距恶化的风险。

2014年全球是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

通货紧缩是一个过程，本币升值会抑制出口，同时导致进口增涨，引起物价下跌，这样就会对国内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导致国内通货紧缩。其次，热钱的涌入，对国内房产证券市场也会造成影响和动荡。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指的是一个汇率的变化。

为什么产能过剩会导致通货紧缩

总体来说是通缩，除了美国表现较好。

以下内容摘自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原因分析也在其中）：

2014年，全球经济仍处于深刻的再平衡调整期，总体温和复苏，但增长动力依然不足，主要经济体经济表现和宏观政策分化明显，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较大，地缘政治等非经济扰动因素增多。具体来看，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较为强劲，欧元区经济整体走弱且面临通缩压力，日本经济受政策影响波动明显，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普遍放缓，部分国家金融市场动荡增多。

美国经济复苏动能增强。第一季度受年初不利天气影响，实际GDP环比折年率萎缩2.1%。从第二季度开始，在企业投资大幅增长、房地产市场持续回暖以及消费和出口增长等因素的共同驱动下，美国经济强劲反弹，全年实际GDP增长2.4%，创四年来最大增幅。受美元升值、油价下跌等因素影响，价格涨幅较低。同时，2014年是美国自1999年以来新增就业岗位最多的一年，平均每月新增就业岗位20.8万，失业率从上年末的6.7%下降至2014年末的5.6%。

欧元区经济弱于预期，且伴随较大的通缩压力。自2014年二季度以来，经济增长再度放缓，投资乏力，虽然欧央行出台了一系列宽松货币政策，但仍未从根本上提振欧元区经济。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经济环比仅增长0.1%和0.2%。通胀水平持续下行，2014年12月欧元区综合物价指数（HICP）同比下降0.2%，通缩压力较大。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近几个月持续维持在11.5%左右。

日本经济受政策影响明显。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大幅反弹，但随后受4月1日消费税率上调等因素影响，增速明显回落。第四季度制造业PMI数据有所回升，对外贸易形势有所好转，但消费和投资信心依然低迷，消费者信心指数9月份以来一直处于40以下的低位。此外，受国际油价持续下跌等影响，日本物价水平再次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实现通胀目标的难度加大。

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普遍放缓，部分国家遭遇金融市场动荡。在美国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地缘政治风险增大、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结构性问题凸显的背景下，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资本外流风险。其中，俄罗斯、巴西、马来西亚等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首当其冲，印度尼西亚等结构性问题较大的亚洲国家也受到波及。

而我国的情况，大家都懂的。

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看长期的产能过剩确实是要导致通货紧缩的。但对于中国来讲，由于中国式是外向型经济，也就是以出口拉动经济的经济模式。所以当中国国内产能过剩的时候，通过金融手段（比如人民币贬值，当然这只是举个例子，事实不一定要通过此种方式）扩大对外出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很大的贸易顺差，如此外汇储备就会增多，进而基础货币投放（降息增加或者主导投资）增加导致流动性过剩，也就是国内市面上的钱多了，进而导致了国内的通货膨胀。 所以经济理论要活学活用，不同国情，时间长短，对内对外要区别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