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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阎宝航是谁

2.电视剧<英雄无名> 历史

3.新一军军歌的延伸阅读

龙潭三杰之钱壮飞

钱壮飞，1896年生，浙江湖州人。1915年考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1919年毕业后在北京的京绥铁路医院工作。1926年加入中国***。他利用做医生的有利条件，进行党的秘密工作。经常把党的文件和情报装在医用皮包或药箱里，以出诊为名送到党的机关和同志们的秘密住处。

“龙潭三杰”指的是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他们三人一个在南京担任要职，一个留守上海主持工作，一个去天津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从而形成遥相呼应的铁三角。在关键时刻，因为有了“铁三角”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得以保全。周恩来曾感慨地说到：他们三个人深入龙潭虎穴，可以说是龙潭三杰。如果没有龙潭三杰，中国***的历史将被改写。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发出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但均被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得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使党组织避免了一场特大灾难，对保卫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龙潭三杰之李克农

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农收到钱壮飞派人从南京送来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的密信后，急忙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可这天不是与陈赓接头的日子。于是，在夜幕下，李克农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最后终于找到了陈赓。接着，两人又一起找到了周恩来，迅即对有关人员进行了转移。

此后不久，李克农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后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军工作部部长等职。长征到陕北后，曾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

龙潭三杰之胡底

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给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1931年4月，李克农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时在天津。接到电报后，胡底马上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1931年8月，胡底、钱壮飞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到达苏区后，胡底任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预审科科长。

长征途中，胡底壮烈牺牲。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981年12月8日，国家民政部再次追认胡底为革命烈士。

后龙潭三杰之首熊向晖

熊向晖、申健、陈忠经三人，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后三杰。三人都潜伏在胡宗南部担任职务，其中熊向晖担任胡贴身副官、机要秘书长达十三年。胡宗南在得知熊向辉真实身份后，惊得目瞪口呆！

熊向晖,中共情报工作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被毛泽东誉为“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十三年对人的一生来讲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而对于熊向晖来说，可能一直都在压抑着个人的愿望，而为党默默地工作着，用那个时代的词汇来表述，就是“怀揣着光明，面向着黑暗”。

英雄无名阎宝航

在中共情报史上有一个不为人知但却不能不知的名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三个最著名的情报——德国突袭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和日本120万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详细军事部署的情报都与他的名字息息相关。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情报战线上的“佐尔格”的阎宝航！没有他，二战的历史完全有可能被重写。

阎宝航，***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战略情报家。他既是张学良的挚友，又是蒋介石及身边的“红人”，更是周恩来单线联系的“特殊人物”。从隐蔽战线到外交战线，阎宝航演绎了传奇的一生。但很多年来，阎宝航的经历一直鲜为人知。

1995年11月1日，在俄国驻华使馆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罗高寿大使向肃然而立的人们宣读了叶利钦总统签署的授予阎宝航及他领导的情报小组成员阎明诗、李正文同志以“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的命令。

罗高寿大使评价说：“阎宝航同志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苏联提供了关于德军进攻苏联日期的准确情报，在二次大战最后阶段在苏军对日作战前提前向苏联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部署资料。这两件事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蒋介石的红色高参段伯宇

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的段伯宇：1904年生，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1939年调到重庆后，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长期在国民党军队潜伏，并指示他与地下党的同志单线联系。后来段伯宇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学习。毕业后经胞弟段仲宇推荐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工作。段伯宇在蒋介石侍从室（后改为总统府军务局）任少将高参后，在国民党军队内进行策反工作。后期，蒋介石为了保存他的最精锐的核心部队——现代化伞兵三团，打算把伞兵三团调到台湾担任自己的警卫部队。上海地下党得到这个情报后，责成段伯宇具体负责伞兵团的起义工作。经过段伯宇的周密策划，伞兵三团于1949年4月15日利用从海上撤退福建的机会，转舵北上，在海上起义，安全抵达连云港，受到了以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为首的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曾任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人。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

情报将军封裔应

封是桂系主要将领，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白崇禧的亲信。1933年秘密加入中国***。1941年封裔应秘密将南京中共代表团副团长董必武接到上海白崇禧公馆，称与客人商谈要事，白夫人不知就里，在外为其望风。董告封国共和谈肯定破裂，要韩掌握好部队，视机会配合解放军行动。1941年2月，国军向山东共军发起重点进攻，共军华东野战军9个纵队进行莱芜战役，将北线国军包围，封裔应奉陈毅指示命46军自围中溃出，自乱阵脚，致共军大获全胜，歼国军5万6千人，生俘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中将。此后，封裔应又返南京，谎称越狱，白崇禧不疑，将封调任广西柳州任防卫警察局专员，因此韦国清领导的中共广西纵队得以保全。未几，白崇禧外甥、国军师长海竟强当真越狱逃回，指封裔应通共，而封此时已去南京。保秘密局电告张治中抓封裔应，张却给封机票，让其飞往广西桂林。1942年任军事科学院战史部处长等职，1943年3月在柳州被中统特务毒害。1943年授予少将军衔。

女中豪杰陈修良

她是南京地下党负责人。在军警林立的国民党政权的心脏，她居然能够在陆海空三军和警察部队中，都发展和安插了中共地下党员，甚至在保密局、国防部和美军顾问团这样极其重要的机构内，也都发展和安插进中共地下党员！

正是由于以陈修良为首的中共南京地下党的有勇有谋，大量绝密的军事情报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渡江作战的解放军手中。如《京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储运数量表》、《京沪杭作战方针及兵力部署》等等。这些情报为解放军的渡江作战提供了巨大而独特的帮助。

没有南京地下党的富有开创性的工作，解放大军渡江将会遭遇很多麻烦，会增加大量的人员伤亡。

传奇英雄罗青长

他有着三过雪山草地的传奇经历，他曾经打入国民党胡宗南部从事地下活动，他是当年中央清查潘汉年历史问题的执行者，他是周总理临终前召见的最后一人。初夏时节，笔者应约走进了京西一座绿树掩映的青砖小楼，见到了这位被誉为“秘密战线上的传奇人物”，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

建国以后，罗青长参与了侦破蒋帮特务刺杀刘少奇主席的“湘江案”，参加破获国民党特务企图谋害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徐向前元帅曾经评价，罗青长“是我党情报侦察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高层潜伏郭汝瑰

郭汝瑰，又名郭汝桂，四川铜梁人，1907年生，黄埔5期毕业，1929年入中共，1930年为躲抓捕，由其堂兄、川军郭汝栋部安排去日本留学，与中共失去联系。1931年12月入陆大10期，1937年5月任54军参谋长，8月任该师42旅代旅长参加淞沪抗战，1938年后任54军参谋长、20集团参谋长、73军暂5师师长，1944年驻英国副武官，1945年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1945年5月郭汝瑰在重庆经任廉儒介绍见董必武，提出恢复党籍，董与郭深入交谈，让郭用实际行动经受党组织的考验并将郭转交中共吴克克坚情报系统。1946年2月郭任张治中随员参加与中共的军事谈判。1946年6月以后历任国防部5厅副厅长、厅长、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徐卅司令部参谋长、国防部2厅（计划）厅长、3厅（作战）厅长，参与辽西、徐蚌、平津会战决策，系蒋介石的军事“智囊”。从1946年到1949年，郭与中共方面密晤100余次，提供了大量有关国军的战略战术情报，国军竟未察觉。对郭起疑的是杜聿明，杜妻曹秀清早年曾入中共，杜与郭接触中似有曾相识之感，某次杜去郭家，见客厅沙发有补丁，暗忖，自己在国军中已是廉将，竟还有比自己清苦的，更加深了原有的看法。杜提醒蒋介石注意郭，蒋不以为然，让杜拿出根据，杜有口难言。徐蚌会战中，凡蒋按郭建议下达的作战命令，杜执行时均打折扣。1949年1月，郭任72军中将军长，驻军四川沪州，后任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叙沪警备司令，1949年12月11日按刘伯承指示率万余人在宜宾起义投共。1951年在共军南京军事学院任教，1980年4月再入中共。1981年2月杜聿明在北京临终时郭去医院探望，杜问郭“小鬼（郭汝瑰被称作郭小鬼），当年你是否为***做事？”郭答：“光亭兄，我们只是见解不同，守红必守淮呀！”郭否认自己是贰臣，称一生从未改变过信仰。

阎宝航是谁

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日，在西柏坡村，倾盆大雨从中午一直下到夜间。晚上十一点钟，周恩来正在灯下批阅文件。警卫员前来报告：“附近工人住的两孔窑洞塌了，有五个人被埋在里面，其中有四个工人和一个理发员。”这时，大雨下得很猛。周恩来立刻提起马灯，手拿铁锹，冒着风雨赶到现场。他老远就问：“怎么样，人救出来了没有？”一听说土层太厚、大家还在挖，他就把身上的雨衣脱下往后一扔，拿起铁锹挖起来。一边挖，一边高声说：“同志们快挖吧，一定要把我们的同志救出来。”他指挥一部分人突击挖土，一部分人迅速准备担架，并派人去叫医护人员，以便争取时间，把人救活。终于，四个工人死里逃生。周恩来穿着湿透的衣服，把现场看了看，再去检查别的窑洞。

第二天，为事故中唯一的死难者理发员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写了挽幛，还致了悼词。

（高生）

一一九、中秋还梨

一九四八年在西柏坡周恩来住的院子里有一棵梨树。中秋节前后，鸭梨熟了。有时风刮掉一两个梨，他让警卫人员拾起来，送给房东。房东阎中云为了让首长吃鲜梨，故意不摘。周恩来就和警卫人员一起动手把梨摘下包好，给房东送去。房东逢人便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

（高生）

一二○、当泥瓦匠

在西柏坡，周恩来了解到村里有几户贫下中农的房屋破漏，下雨时，水能流到炕上，他就组织二十多个工作人员成立“维修组”，深入到户，帮助群众修理房子。在一次修理房屋时，周恩来来了，他先看了看房子情况，然后卷起袖子，当上了泥瓦匠。他和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谈家常；问人们能不能吃饱、能不能睡好。中午开饭时，老乡给周恩来端来了香喷喷的烙饼炒鸡蛋，可周恩来没吃，却随手从旁边的筐子里拿起个玉米饼子吃起来。

（高生）

一二一、夏收背麦

一九四八年，在西柏坡，周恩来和干部们参加夏收，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军衣，握着镰刀，干得浑身是汗。休息时，他还给大家宣传革命道理，讲革命故事。只要他来了，麦田里就欢声阵阵，笑声一片。麦子割完后，要往场里运，从小滩地到麦场有一里多路，周恩来见大家用肩挑，他也扛起一大捆，大家看到周恩来汗流满面、湿透的衣衫贴到了身上，怕累着他，再三劝他不要再扛了。他笑着说：“干点活好哇！你们不是天天在干吗？”

（高生）

一二二、小事关情

那是在一九五○年，有个小服务员比较顽皮，周恩来外出开会时，他便在总理办公室闹腾起来，把茶几上的玻璃板也给打碎了。值班人员发现后严厉批评了他，并打算把他调离工作岗位。周恩来回来后知道了，为那个小服务员打圆场说：“小孩子嘛，不懂事，何必计较”。还有一次，周恩来乘车回西花厅，正巧一位年轻服务员骑自行车从树荫下急驶而来，在拐弯处险些与他的车相撞。服务员急了，双手捏死了闸，结果连人带车翻倒在地。周恩来见状急忙下车，上前把摔倒的服务员扶起来，关切地问他摔伤了没有？左看右看没有问题，才回到车内。直到几天以后，他还记挂着这件事，向人询问这位服务员的情况。

（李华民）

一二三、何必留须

一九五一年春，周恩来因病要到大连去休养。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了让周恩来行动方便，真正能得到休息，就建议他暂时把胡子留起来，好让人们认不出他。他听罢，哈哈大笑，说：“我是总理，是人民的勤务员，怎么能把我和群众隔开呢？！”来到大连后，周恩来利用这次机会到旅大各医院慰问志愿军伤病员，到附近参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养病期间，大连、旅顺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李华民）

一二四、十个儿女

有些人不能够理解，周恩来夫妇无儿无女，何至生活得这样清苦？留下钱做什么？一九五二年，周恩来在上海接见童年时代的同窗好友、表姐龚志如的时候，曾和她作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龚志如曾提到：“可惜你们没有儿女。”周恩来马上回答说：“谁说没有？我们有十个！”说着，伸出五个指头，翻了一翻，并用目光征求邓颖超的支持。邓颖超含笑点了点头。周恩来接着说：“十个！全是烈士的后代！全部由我们抚养和负担。”其实，就人们所知道的，由周恩来夫妇抚养大的烈士子女，又何止十个呢？！他们夫妇从来都把这些烈士遗孤看成是自己家庭的成员。

（李华民）

一二五、挤车体验

一九五四年的一天下午五点多，周恩来对秘书说：“群众反映现在北京市公共汽车拥挤得厉害，上下班要在路上浪费一、两个小时，今天咱们去乘公共汽车，了解一下情况，你们不要告诉保卫部门。”在北京图书馆汽车站，周恩来等群众都上去了，才最后上了车。果然车上很挤，没有空座，他往里走了几步，手握住吊环，站在了中间。人们在拥挤中顾不上东张西望，汽车行驶了两、三分钟后，站在他对面的一个乘客才大声叫起来：“哎呀！这不是总理吗？”“总理？”“总理？！”车厢里立即活跃起来。人们纷纷让座，周恩来坚决不坐。他挥动双臂一个劲地劝大家坐。一个乘客握住他的手问：“总理，你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周恩来笑着回答说：“我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嘛。”接着，就和乘客们攀谈起来，问他们的姓名，都是哪个单位的？住在什么地方？每天上下班需要多少时间？下了公共汽车，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北京城转了大半圈。回来后，周恩来立即将有关领导同志找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制定如何解决公共汽车拥挤问题的具体措施。他还指示：国务院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如有条件的话，都要用大车接送职工上下班。

（李华民）

一二六、夜送雨衣

一九五五年七月的一天深夜，周恩来还在紧张地工作着，突然下起了大雨。不一会儿，邓颖超来到警卫战士站岗的地方，手捧雨衣亲切地对战士说：“总理让我给你送雨衣来了，快穿上吧！”接着，邓颖超又说：“总理让我转告你，打雷下雨，不要在树底下站岗，那样有危险。”警卫战士接过雨衣，望着周恩来窗前的灯光，望着邓颖超雨中离去的背影，热泪滚滚而下。

（李华民）

一二七、息息相关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间，广西省一些地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一些干部对救灾未采取有力措施，饿死五百多人。周恩来听了这一事件的报告后，心情极为沉痛，他说：“我们的国家制度所以优越，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的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必须与人民息息相关。不关心人民疾苦或者关心不够，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听到这种事是使我们气愤的，不管它是局部、一省、一县，就是一件事，都应引起注意，都必须严肃处理。”

（李华民）

一二八、细话家常

一九五六年四月，周恩来观察了鞍钢几个大厂后，特意到鞍钢模范家属王秀兰家访问。傍晚时分，周恩来一进门，见王秀兰的爱人老杨夜班后还在睡觉，立即压低声音并回头示意后面的同志不要高声说话。王秀兰认出是周恩来，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赶紧要叫醒老杨，周恩来轻声制止了她。周恩来坐在炕沿上，喝着白开水，和这个工人家属象一家人一样亲切交谈着。他发现这个街道很偏僻，就问离商店有多远、针头线脑上哪儿买，吃水方便不方便；王秀兰说都方便，周恩来才放心。这时外面不少小孩扒窗看，周恩来就问王秀兰有小孩没有，王回答没有，周恩来说：“你知道，我也没有小孩，外面这些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好好培养革命后代。”并说：“你们街道干部做千家万户的工作，很辛苦，我要向你们学习。”他们亲切地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一年后，省委负责同志到京开会，周恩来还问：“听说鞍钢王秀兰有病，请替我问候她有啥困难没有？”

（李华民）

一二九、访问工人

一九五六年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星期天，周恩来来到了石景山钢铁厂工人宿舍，当时仅是山坡上的四排平房。周恩来首先来到动力厂一个钳工家里，小两口高兴地把周恩来迎进屋里。周恩来坐在床边，和他们叙家常。当他听说这个小伙子正在业余学校学习，就拿过课本，问他学到哪一课？“正学詹天佑这一课。”小伙子回答。“喔，这是我们中国伟大的工程师。”周恩来笑着说。又查看了小伙子的作业，夸他学得不错，鼓励他要努力学习。接着，周恩来又访问了一个业余教员的家。当他要到一个老工人家访问时，听说这个老工人上夜班，正在睡觉，他连忙摆手，并轻声说：“不打扰，不打扰，让他好好休息。”“周总理来到了铸造村！”消息很快飞遍了小小的工人村，人们放下手中的活计，飞跑出来，看望周恩来。他们多么希望他多呆一会儿。

可是，太阳偏西，他就要离开了。工人们依依不舍地送行，周恩来俯下身子，把靠他最近的一个孩子举起来，慈祥地笑着。

（李华民）

一三○、试热降温

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来冒着酷暑，风尘仆仆来到上海进行调查研究。当他深入到一家钢铁厂的转炉车间观察生产情况时，看到炉前工人操作时汗流满面，炽热难当，就非常关切地询问车间负责人：“车间的温度有多高？”回答：“有四十多度。”周恩来马上提出疑问说：“我在夏天到过热带地区，那里的温度就是四十几度，但远没有你们这里这么炽热。”他随即指示：要关心工人的疾苦，改善工人的生产条件，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工作。周恩来回到北京不久，国务院就向全国发出了《工业企业必须认真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紧急通知，并督促各地迅速做好这项工作。各地工厂企业的防暑降温工作，很快得到改善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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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英雄无名> 历史

阎宝航

阎宝航（1895—1968），字玉衡，中国战略情报专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事业立下过不朽的功勋。1918年夏，阎宝航从奉天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受聘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任学生部干事。1946年6月23日被推举为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成员，赴南京呼吁和平。同年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辽北省人民政府（今吉林双辽）主席。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是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中文名：阎宝航

别名：字玉衡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辽宁省海城市

出生日期：1895年4月6日

逝世日期：1968年5月22日

职业：外交官

毕业院校：奉天两级师范学堂

信仰：马克思主义

主要成就：获取德国将全面进攻苏联的情报；

截取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

获取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战略部署。

代表作品：《关于东北问题》

籍贯：辽宁省海城市望台镇小高丽房村

政治面貌：中国***党员

生平简介

阎宝航（1895—1968），字玉衡，1895年4月6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市。1918年毕业于奉天两级师范学校。1918年4月创办了奉天贫儿学校，得到程砚秋、张学良、郭松龄等人的支持。1921年，被基督教奉天青年会聘为青年部干事。先后组织“星期三会”、“启明学社”等团体讨论新文学，学习马列主义，探讨救国救民之路。

1925年6月阎宝航在沈阳组织学生2万多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1929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院。相继组织起“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3个反日群众团体，分别被选为主席、总干事、会长，进行了一系列反日斗争。“九·一八”事件后，阎宝航化装逃亡北平，联合高崇民等于9月27日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阎宝航任常委兼政治部长，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吁，并募集钱款衣物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

他杰出的组织才能和交际艺术，为、蒋介石所赏识，先后在蒋介石、张学良合办的“四维学会”，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中担任要职。经蒋介石任命，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前夕，向张学良面陈联共抗日主张。事变后，多方设法营救张学良。

1937年4月，阎宝航等在上海八仙桥成立“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受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同年9月加入中国***。1941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起成立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任理事长。

他以善交友朋的良好人际关系，博得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孙科、、何香凝、邵力子、冯玉祥的好感，并经常周旋于陈诚、宋子文、陈立夫、戴笠、徐恩曾等党、政、军、情要员之间。

他获取了国民党军事情报部门收集和秘藏的有关德国闪击苏联、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和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设防部署等三大国际战略情报，并先后供给战时盟国苏联和美国，阎宝航也因此成为中共情报战线最出色的国际战略情报专家。

阎宝航日记有云：“吾之最大悲痛，莫过于民族同胞惨重牺牲；吾之最大欢悦，莫过于同胞骨肉彻底解放。”抗战期间，他的家从北平迁往南京，再迁武汉、重庆，一直是流亡学生、难民和革命者的栖身避难处。阎宝航夫人高素，是这个家庭“招待所”的“所长”兼“炊事员”。久而久之，阎宅被誉为“阎家老店”。周恩来多次称赞高素（高素桐）“是我们的好大嫂，革命的好妈妈”。

1946年6月23日被推举为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成员，赴南京呼吁和平。同年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辽北省人民政府（今吉林双辽）主席。1949年5月，调任全国政协筹委会副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筹备政协会议的召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任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兼副总干事，后兼任中苏友好协会俄文学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阎宝航调外交部，先后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条约委员会主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治法律学会常务理事等职。1959年辞去外交部的职务，到文史资料委员会以政协常委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主持征集、整理文史资料工作。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经他征集的文史资料近2000件，1500余万字。

“文化大革命”中，阎宝航受到迫害，于1967年11月6日晚被投入监狱。1968年5月22日，这位年过七旬的第67100号“”，在审讯中被人一脚踢倒在地，昏迷不醒，送到复兴医院后，也无人理睬，含冤去世，终年73岁。监狱的批文写道：“罪犯67100号，不得留骨灰。”粉碎“四人帮”后，阎宝航得以平反昭雪。1978年1月5日，阎宝航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把三枚卫国战争纪念章授予阎宝航和他领导下的情报人员阎明诗、李正文。

家庭介绍

夫人：高素（曾用名高素桐）

长女：阎明诗

长子：阎明新（后改名为阎大新）

二女：阎明英（后改名为高玲）

二子：阎明智

三女：阎明光

三子：阎明复

人生履历

社会活动家和革命家

“九·一八”事件后，阎宝航化装去北平，联合高崇民等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常委兼政治部长，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吁，并募集钱款衣物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

哈尔飞大戏院正式召开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张学良资助30万元。大会上推举27人为“救国会”委员，分别为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黄显声、车向忱、金恩祺、梅佛光（梅公任）、钱公莱、张希尧、郑奠邦、杨大光、孙一民（孙恩元）、韦梦令、韩立如、谷秀岩、霍维周、熊飞、顾翌常等。救国会宗旨：组成抗日武装力量（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领土完整。

1935年张学良发动举世震惊的。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不顾众人劝阻，执意送蒋介石回南京，终遭软禁。阎宝航开始努力搭救张学良。他四次前往蒋介石当时的居住地奉化，都无功而返。最终，蒋介石同意让阎宝航和张学良见一次面。在位于南京近郊的北极阁公馆的这次相见，是两位莫逆之交的最后一次见面。

秘密加入中国***

1927年，时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阎宝航，通过苏子元向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吴立石申请入党，终因联系中断而未果。1937年，阎宝航等人在上海八仙桥成立“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受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同年夏季，由周恩来、刘谰波作介绍人，经中央批准，阎宝航在南京梅园新村八路军办事处秘密加入了中国***。由于工作需要，他一直以“民主人士”、“党外人士”的身份从事抗日救亡及统一战线工作。

他以善交友朋的良好人际关系，博得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孙科、、何香凝、邵力子、冯玉祥的好感，并经常周旋于陈诚、宋子文、陈立夫、戴笠、徐恩曾等党、政、军、情要员之间。

他获取了国民党军事情报部门收集和秘藏的有关国际战略情报，他又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机敏，为党从事隐蔽战线上的情报工作，阎宝航也因此成为中共情报战线最出色的国际战略情报专家。

阎宝航受周恩来、李克农嘱托，为建立情报机构，他举家迁移重庆，住在重庆村17号，即“阎家老店”。这也是东北流亡老乡、民主志士的“避难所”，陶行知、沈钧儒、高崇民、于毅夫、范长江等都曾在“阎家老店”落脚。“阎家老店”更是中共开展地下工作、统战工作的重要基地。周恩来常轻车简行来到阎家二楼客厅或顶楼举行会议；董必武、叶剑英也都曾在这里暂住和工作；周恩来机要秘书王梓木作为联络员经常深夜来访。阎宝航加入中共后并不归地下党组织领导，是周恩来亲自单线掌握的“特殊人物”。

“看不见的战线”上的英雄

周恩来、李克农把收集国际情报的任务交给了阎宝航，由当时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直接领导他的工作。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利用他担任过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书记、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会政治部战地党政治设计委员、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等合法身份，活动于国民党要人之间，广泛结交中统、军统、黄埔系、政学系头面人物，凭着他卓越的情报悟性，获取了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三份举世公认的最有价值的情报：（1）纳粹德国决定于1941年6月22日开始进攻苏联的情报；（2）1941年11月下旬获取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3）1944年夏季获取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全部材料，包括陆海空军的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翻译人数、将领姓名等。这些情报对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对日美太平洋战争，苏联出兵东北战争以极大帮助。他是“看不见的战线”上的一位杰出人物——中国的“佐尔格”，阎宝航在中共情报史上是一个神秘而闪光的名字。1995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授予阎宝航“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奖章。

阎宝航是“看不见的战线”上的英雄，他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特殊的重大贡献。1962年周恩来总理曾亲笔为阎宝航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而详尽的肯定。中共情报部门首脑李克农对阎宝航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评价：“你的情报工作不但对中国革命有贡献，对世界革命也有贡献！”

传奇故事

阎宝航一位鲜为人知的特工英雄

一份“石破天惊”的情报

阎宝航在1934年由邀请，经张学良同意，担任蒋介石、等人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兼干事和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

抗战爆发前，日本图谋中国的野心渐露。南京国民政府为从苏联方面获得支持，以便合作对抗日本，由孙科出面组织了“中苏文化协会”，并出任会长，扩大了与苏联的文化交往活动。

孙科为争取苏联援助，在阎宝航等人推动下，还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阎宝航担任这两个协会的理事，并主办协会的各项对外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后退守大后方，阎宝航以非凡

的才干和勇气，活跃在重庆的社会舞台上。1941年6月上旬，阎宝航在社交场合遇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孙科，他们告诉阎宝航:根据中国驻德国使馆武官桂永清近日传回重庆的消息，德国准备在1941年6月22日前后进攻苏联。

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阎宝航闻讯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并通过自己的助手李正文，向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报告这一重大情报，李正文担负着与苏联大使馆的联络工作。

阎宝航从上海返回

作为国民政府重要人物的于右任和孙科，在得知德国即将发动侵苏战争时，心情十分复杂。他们知道苏德战争如果爆发，国际形势会有大的变化，很可能给中国抗战带来意想不到的重大影响。

因为阎宝航曾留学欧洲，对国际形势颇有见地，所以他们将仅限于国民政府少数高层人士才能知道的机密情报，特地告知阎宝航，想听听阎宝航对此事的分析和预测。阎宝航也因为受到了他们的信任，才得以与闻了这一机密。

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得此情报后，立即向苏联国内发回消息。

1941年6月14日，苏联政府授权其新闻机构塔斯社，向全世界发表声明:从苏联掌握的材料看，“德国同苏联一样，也在信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条款。有鉴于此，苏联人士认为，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并准备进攻苏联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

中共中央电告苏联

周恩来一方面十分信任阎宝航，一方面又亲眼看到塔斯社的声明，这个重大事件同时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究竟孰是孰非？

阎宝航认为于右任和孙科所说的消息是真实的，从国民党政府与德国政

府的长期交往来看，德国事先向中国蒋政府打招呼是有此可能的，从阎宝航到南京政府方面赴任以来的所见所闻来看，中德双方一直有着特殊的来往。桂永清在1931年春以少将身份赴德国学习军事，行前蒋介石叮嘱他“不但要学习军事，还要摸清德国国社党的组织活动情况。”桂永清进入德国的军事学院，并结识了纳粹头目戈林等人。1940年3月，桂永清在何应钦大力保荐下，以中将身份赴欧洲从事军事外交工作，任驻德使馆武官四年之久。

1941年春，德国法西斯准备进攻苏联，为增加胜算，策动日本同时从东方进攻苏联。而日本由于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沼中无法脱身，又曾在局部战场被苏军打得大败，对德国的建议持观望态度。

德国为使日本能从中国战场上腾出手来北攻苏联，拉拢国民党集团脱离美、英、苏的影响圈，便在6月上旬明确地告诉桂永清，德国决定于6月22日进攻苏联。

桂永清得信后迅速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经过一番盘算，认为日本有可能北上进攻苏联远东地区，中共军队也会在苏联要求下，向华北转移去牵制日军，这样国民党军队可趁此机会控制黄河以南的地域，以收渔人之利。

阎宝航对事实进行了分析，他坚信这个消息是真实的，并将全面情况和自己的判断报告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赞同阎宝航的判断。但这时再通过苏联驻华使馆转告消息显然不能奏效，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他于6月14日急电延安毛泽东，请他直接向苏联高层转报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消息。

此时毛泽东在延安，已经和莫斯科建立了直接的无线电联系。6月16日，毛泽东命令迅速将阎宝航情报电告共产国际，通过季米特洛夫转交斯大林，这是斯大林收到的来自***方面的级别最高的警报，此时距德国突袭苏联还有六天时间。

苏联发来感谢电文斯大林很快就看到毛泽东的电报，尽管他不相信这份情报的真实性，但却对他触动很大，因为这是由中共中央***发来的，它表达了中共中央对这个情报真伪的倾向性。

苏联军事情报局在国外有几个出色的情报组织，有在日本的以佐尔格为首的“拉姆赛”情报网，在德国和西欧的“红色乐队”情报网，在瑞士的“拉多”情报网，他们均预报了德国即将进攻苏联。

“红色乐队”负责人特雷伯和波伊森，在1941年初向莫斯科报告了德国进攻苏联的详细部署和出兵日期。

佐尔格于1941年6月15日向莫斯科报告，德军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比阎宝航情报早到一天。

“拉多”于1941年6月17日向莫斯科报告，德军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比阎宝航情报晚到一天。

苏军情报局局长戈里科夫和苏联海军部长库兹涅佐夫认为这些消息并不准确，便于第二天发表了向德国故作姿态的塔斯社声明。但毛泽东发来的阎宝航的情报，使斯大林的态度有了转变。

6月30日，苏方致电中共中央，感谢中共中央提供进攻苏联的情报。这份电报写的是:“由于你们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我们得以在德军进攻前宣布苏军进入紧急状态。”

可惜的是，收报原件在1947年春天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前夕，为坚壁清野而被销毁了。

为最后消灭日寇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夏，阎宝航在重庆从国民党第三厅副厅长钮先铭口中，得知第三厅存有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等地布防的绝密情报，这份敌情资料，标明了日本关东军的详细部署情况，包括陆军、空军的兵力配置、筑垒地域分布、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实力和指挥官情况等无一不备的详尽书面材料。

阎宝航借阅后，速报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由南方局组织人员全部拍照后报送延安。

在延安的周恩来看到后感到这份军事情报十分重要，并综合其它方面的材料，迅速向苏联方面通报。

由于中共方面向苏联提供了东北日军部署，苏军统帅部对关东军了如指掌。

苏军在攻克柏林之后，在远东集结了150万军队，55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5300架作战飞机，600多艘舰艇，由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于1945年8月9日凌晨向远东日军发起全线进攻，苏军根据地形和关东军布防情况，从西、北、东三个方面对日本关东军实行向心突击。

中共送来的情报，使苏军了解到中蒙边境东端除满洲里和阿尔山外，日军沿边境线其它地段没有设防，企图以戈壁沙漠和大小兴安岭来做天然屏障。苏军将计就计，以外贝加尔方向为主要突击方向，集结以坦克部队为主的重兵，从中蒙边境进攻，向东对日本关东军进行主要的战略性突击，其中路编有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该集团军辖有能通过戈壁和沼泽地的T34坦克800辆，迅速通过戈壁沙漠和兴安岭山地，直接进攻长春、沈阳，再南下旅大，分割围歼关东军主力。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给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打击，日军被击毙84000多人，被俘57万多人，苏联红军官兵牺牲1万人，沦陷近14年之久的东北人民，终于迎来了解放。

新中国建立前后，阎宝航先后担任新政协筹委会副秘书长，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长期以来，阎宝航被社会各界广泛认为是一位党外爱国人士。直到1962年，在一份报告中，阎宝航第一次披露了自己在隐蔽战线上不平凡的经历。

周恩来于1962年3月6日，亲笔为此作了充分而详尽的肯定。

俄罗斯总统决定为阎宝航授勋

1995年5月9日，俄罗斯举行盛大仪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应邀赴俄的中国代表团带去了一份特殊礼物，这就是阎宝航当年向苏联提供日本关东军布防绝密情报的复制件。

发现这份材料几乎可以说是事出偶然，1995年阎明复去俄罗斯档案馆查阅有关资料，在翻阅有关伪“满洲国”的材料时，看到了有关日本军队在满洲布防的军事情报，这时他忽然记起，父亲在晚年曾经提到过这件事，便立即填写清单调阅。他感到这可能就是当年父亲提供的，不同的是这是照相文件版本，在硬纸壳封面上，写的就是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部署的情报。他认真地做了记录带回国内，经过认真审核后确认，这就是中共中央当年向苏联提供的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布防情报。

俄罗斯方面接到中国代表团送来的绝密情报文件，调阅自存的相应档案，证实了情报的真实提供人员，据此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为阎宝航授勋。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先生在驻华大使馆举行了授勋仪式。

社会贡献

阎宝航是一名成功打入敌人心脏的中共地下党员，经常能够接触蒋介石、和中统、军统的大特务们，他有三次巨大的贡献：

第一次是获取了德国即将全面进攻苏联的情报，通过延安转到莫斯科。

第二次是截取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

第三次是获取了关东军在东北的战略部署。这三次情报对于改变二战进程产生巨大影响。

阎宝航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战略情报专家，同时也是一个风流倜傥、仗义执言的人，“他留学英国，社交能力非常强。因为他长期在敌人心脏工作，要和蒋介石、等高层周旋，还要和军统大特务打交道，这需要大智大勇。阎宝航还有着典型的东北人性格，他自己的家就叫‘阎家老店’，不管生活再困难，他还是坚持收留了大量的东北人。”

社会评价

忠魂歌泣惊天地，英灵不朽照后人。

一位鲜为人知的特工英雄

新一军军歌的延伸阅读

二十六集电视连续剧《英雄无名》

剧中真实人物一—阎宝航简介

阎宝航（1895-1968）字玉衡1895年4月6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市望台乡小高丽房村。1918年毕业于奉天两级师范学校。1918年4月创办了奉天贫儿学校，得到程砚秋、张学良、郭松龄等人的支持。1921年，被基督教奉天青年会聘为青年部干事。先后组织“星期三会”、“启明学社”等团体讨论新文学，学习马列主义，探讨救国救民之路。1925年6月阎宝航在沈阳组织学生2万多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1929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院。相继组织起“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3个反日群众团体，分别被选为主席、总干事、会长，进行了一系列反日斗争。“九·一八”事件后，阎宝航化装逃亡北平，联合高崇民等于9月27日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阎宝航任常委兼政治部长，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吁，并募集钱款衣物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1937年4月，阎宝航等在上海八仙桥成立“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受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同年9月加入中国***。1941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起成立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任理事长。1946年6月23日被推举为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成员，赴南京呼吁和平。同年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辽北省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5月，调任全国政协筹委会副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筹备政协会议的召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任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兼副总干事，后兼任中苏友好协会俄文学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阎宝航调外交部，先后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条约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治法律学会常务理事等职。1959年辞去外交部的职务，到文史资料委员会以政协常委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主持征集、整理文史资料工作。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经他征集的文史资料近2000件，1500余万字。“文化大革命”中，阎宝航受到迫害，于1967年11月6日晚被投入监狱。1968年5月22日，阎宝航含冤去世，终年73岁。粉碎“四人帮”后，阎宝航得以平反昭雪。1978年1月5日，阎宝航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著有《关于东北问题》等。

1995年5月，俄罗斯举行盛大仪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应邀中国代表团出席。

同年11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授予中国人民的儿子阎宝航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

新一军，魂兮归来

共识网—《领导者》杂志官方网站，2010-08-05 14:33 作者:周华蕾

1947年9月8日，广州。在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落成祭礼上，孙立人站在纪念塔下，平静而缓慢地说：我站在墓前。

60年后，那些亡魂的袍泽们说：“不为他们修复公墓，我们于心不忍。”

1990年11月19日，台中，一位在家种了半辈子玫瑰花的老人过世了。葬礼上，自动前往吊唁者一万余

人。一位辅仁大学的老教授说，今后在台湾大概不可能再有同样的感人场面了。

这位老人便是“十大抗日将领”之一的孙立人，人称“东方的隆美尔”。在抗日战争中，他曾率领新一军远征印缅，成为歼灭日军最多的将领。1955年，孙立人因被怀疑策动“兵变”，被蒋介石勒令迁至台中。

他被软禁在台中市向上路一段18号的庭院里，一去就是33年。

逢年过节，孙立人都会默默来到神龛前，为死去的部下们焚香烧纸。临终前，他尚有两个心愿：一是回安徽老家探望父母坟冢；一是待他“百年”之后，归葬广州马头岗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与战士们“同冢长眠”。

2006年，广州白云山下，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1947年9月落成，占地4万平方米，坐落于今天的濂泉路、广园东路一带。公墓倚山面南，当年，孙立人曾三次乘坐军用飞机盘旋广州上空，觅得这一具典型风水格局的“宝地”。年深日久，公墓已经残存无几。据学者卢洁峰考证，如今仅墓门、纪功亭和纪念塔尚存，它们以“三点一线”的姿态，散落在这片城中村里，不复可辨。

纪功亭正处于改造中，铁门紧锁着。这里将改建为永久市场，纪功亭作为文物，将用玻璃保护起来。

八车道的广园中路把纪念塔隔离在某单位用地里。门岗一边带路一边说，很少有人来这里扫墓，“一般一个月会有一次吧，也就是老革命来献献花，激动一下”。

清明节，枯寂了60载的公墓生平第二次被献上花圈。40多位年逾七十的“老战士”从全国各地、加拿大和美国赶来，自动组成一个致敬团，于4月2日抵达广州，集体给阵亡将士和孙立人将军敬礼。老战士中间，有的已身患癌症；有的颤巍巍拄着拐杖，由子女搀扶着；有的为了两天的广州一聚，奢侈地花上整年积蓄。

访问团里有一位特殊人物，孙立人将军的义子、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化学荣誉教授揭钧先生。20年前，为给孙立人洗冤，他带头与台湾当局交涉，并最终使孙立人在1988年获得自由，但他也因此被限制重返台湾。

2006年4月3日，老兵们站在2米多宽的过道上，队列整齐，神情凝重。当年的“娃娃兵”揭钧以特有的方式向阵亡将士致礼：这位头发花白、身形瘦长的七旬老翁含泪伏下身，一连做了50多个俯卧撑。按照新一军军规，每个军人每天要做100个俯卧撑。

老兵们注视着纪念塔，静默无语。他们想起六十多年前，那些坐着大卡车，唱着军歌浩浩荡荡向西南挺进的日子。

“印度人的手，英国人的屁股和中国人的尸首”

“满腹诗书不如上阵杀敌。”在兵荒马乱的1940年，抱着这样的决心，20岁的张富麟离开师范学校，一个人来到重庆参军，成为孙立人领导的38师中的一名通讯文员。

那时云南一带传唱着一首忧伤的《难民曲》：日本鬼子的大炮，轰坏了我们的家，枪杀了爸爸呐，吓跑了亲爱的妈妈……

1942年1月20日，占领泰国的日军入侵英国殖民地缅甸，直逼滇西，意欲切断滇缅公路这一中国抗战的“输血管”，从而由后方夹击中国，打到重庆，彻底灭亡中国。中国政府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公路协定》，组织十万大军陆续奔赴缅甸战场。

1942年4月18日夜，缅甸仁安羌。白天43摄氏度的余温还没有退却。英国斯高特师长陷入越来越深的绝望。他已经两天没喝水了，救援迟迟不来。7000名英军被日军围困在“501高地”与“502高地”这两座小山间，犹如瓮中之鳖。38师接到英国的求救信号，英军指挥官斯利姆说，“不能等到明天了，部队已经两天两夜不进粮水，马上就要投降了。”

在敌人数量未知的情况下，38师113团决定在第二天5点拂晓攻击。战争风暴降临的前夜，没有人能睡得着。19日清晨4：30，沉睡的天空被信号弹映红。团长刘放吾立即下令——“开始攻击，强渡平墙河！”

在强大的“四七”迫击炮支援下，经过12小时激战，尸体堆积如山。敌人伤亡惨重，全线动摇。“这场胜仗是用勇气换来的。”老兵们说，“在你死我活的阵地争夺战、肉搏战中，指战员们是把自身的体力和战力都发挥到了最大的极限了。”

仁安羌战役，孙立人的部队入缅不到一个月，以寡敌众，以少胜多，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包括英国路透社在内的各国记者一致认为：这是近百年来中、英、日军队在同一时间、同一战场所做的第一次较量，结果中国军队赢得胜利。

新38师收复仁安羌，本期待友军的支援，准备对敌军进一步打击。但由于英军“弃缅保印”的战略，中英联军已呈大崩溃局势。38师保护缅甸的任务变成了阻击敌人并掩护已丧失战斗力的英军撤退至印度。

第38师忍饥挨饿苦行数日，终于跨过阿拉干山脉整齐划一地进入印度奎龙村，沿途收容了一两千英缅军的残兵败将和越南难民。

第一次缅战后，十万中国远征军骤减近六万，多系饿死、病死，有诗云，“一万忠烈死疆场，五万冤魂葬深山”。戴安澜将军也在此役中伤重不治而亡。据西南联大毕业生、38师的翻译官梁家佑回忆，那些趾高气扬的日本兵说，他们看到的总是“印度人的手（举手投降）、英国人的屁股（逃生）和中国人的尸首”。

“这不是战斗，是屠杀”

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抢占，中国唯一的“输血管”被切断。被日军占领的缅甸如同一个大楔子，从南面插在英属印度和中国间。美国开辟了一条飞越喜马拉雅的“驼峰航线”，冒着风险向中国西部空投物资。但最根本的办法，是开辟一条突破日军封锁的道路。

反攻缅甸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驻印部队合并为新一军，下辖新38师和新22师，敦厚的郑洞国任军长，孙立人被升为副军长。

1943年3月，第38师前往缅北地区开山辟路，消灭盘踞其间的日军，掩护美国筑路。这是一项可怕的任务：重返野人山。在泥泞的丛林山地行军，即便驮山炮的骡马也无法行走，重型炮械都需要士兵扛抬。

驻扎此地的日军是赫赫有名的第18师团。它曾参与过南京大屠杀，一直以来攻无不克，号称“丛林战之王”。而孙立人的第38师则是刚刚组建，初出茅庐。

于邦，北通新背洋，南向胡康河谷，是双方必争之地。孙立人率领114团在前线争夺数月之久，于1944年除夕的前夜，完全占领了于邦。112团的炮兵连连长丁涤勋至今记忆犹新，当攻下于邦，渡过大龙河以后，沿途的树枝挂满了日军溃逃途中留下的小纸条，上面字迹歪斜：“中国官兵们，请不要再追了，孟关再！”

38师继续向孟关和密方向追剿。孟关是胡康地区的心脏，地形复杂，山连水，水连山。孙立人深入前线督战的同时，蓄起胡须，立下誓言，“不攻下孟关，不剃胡子”。在孙立人的指挥下，新38师作战英勇，神出鬼没，常打胜仗，逼得日军节节败退、闻风丧胆。

密攻坚战是最苦、最长的一仗。战士们在过膝的泥水中奋战，日军拼死抵抗，局势僵持不下。自1943年5月18日史迪威派美国空军大规模空降偷袭密，一直到8月1日深夜，由104个中国人组成的“敢死队”与正面部队同时发动进攻，连续激战81天之久，日军终于全线崩溃。

梁家佑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密，日军被围困，弹尽粮绝，水上少将看着丸山大佐把伤员和随军女人用木筏全部带走后，日本兵自杀成群，结果一个俘虏也没留下。

日军在仰光电台强作镇定：“军思乡心切，其气甚锐！”

此时新一军士气大振，所有将士的口号是：“打到东京去！”

新一军的攻击速度与强大的战斗力，终令日军难以抵抗，原本势均力敌的会战演变成了中国军人对日军的大扫荡。八莫、南坎战役结束后，日军惊魂未定，大叫：“这不是战斗，是屠杀！”

根据凤凰卫视报道的数据，第二次入缅战争，新一军歼灭日军48000人，阵亡18000人，取得了缅北战场的全面胜利。

高黎贡山脚下的老人说，打完仗几天，山坡上流的都是“血旺子”，那些年村民都管山泉叫“红河”。滇西一带的村民挖地盖房时，还能掘到中国远征军穿着草鞋的尸骨。

1945年1月27日，中国滇西作战军、中国缅北作战军及盟军会师于芒友。中印公路与滇缅公路完全贯，缅北滇西反攻作战取得完全胜利。

自1942年4月入缅到1945年4月3日止，中国远征军整整三载浴血奋战，以两倍于敌人的伤亡代价，终获“惨胜”。

“我们师是在缅甸唯一没有打败仗的部队！”说起这段往事，38师老兵们的情绪高亢依然。

仗打到哪里，公墓修到哪里

1945年1月，史迪威公路（即中印公路）通车。《大公报》驻军记者吕德润随军前行的前夜，到伊洛瓦底江边的一所木屋向孙立人道别。屋子里只有孙将军孤身一人，和一条猎狗。

吕德润问孙立人是否有需要捎带的国内物件。

孙立人沉思片刻说：“如果你方便时看昆明街头有没有卖冥钞的，如碰上就请你代我买一些回来。”

吕德润乍一听“冥钞”两个字没回过神来。

“冥钞就是上坟时烧的纸钱。”孙立人苦笑道，“并不是我迷信，只是我实在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别的办法去祭奠那些为国牺牲的将士们。”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断断续续说完这句话，将头别过去。

吕德润事后回忆道：“我采访过不少中外将领，像孙将军这样重感情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孙立人的部队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仗打到哪里，就把公墓修到哪里。当年，从密到腊戍及卡萨十余城市都建立了新一军阵亡将士公墓和纪念碑。

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1945年6月，带着缅甸俘获的大象和日军俘虏，新一军回家了。同行的还有上万阵亡将士的骨冢，一如孙立人的承诺，“招魂随旆，同返中原，永享春秋，长安窗梦”。

1945年9月16日，广州受降典礼一结束，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立即着手筹备建筑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公墓选址广州白云山马头岗上，因为“广州是一个抗击侵略者的城市，马头岗附近有72烈士、廖仲恺、朱执信诸位先生的墓园”。

公墓费用未动用国民政府一分钱，由新一军全体官兵自愿捐献。孙立人命令600名日军战俘“以流汗报流血”，“以慰先烈于九泉”。据王伯惠等老战士回忆，新一军用一个工兵连，每天从战俘营，押解600名战俘到沙河工地，工兵连的战士站在工地四面负责警戒，“修建公墓的日本战俘很老实，工作很认真，中午自己做饭”。

两年后，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落成，蔚为壮观。

一块青石纪念碑居于纪念塔正面，刻有孙立人的手书隶体，“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纪念塔”。

纪念塔中央驻守着一只铜鹰，它是新一军的军魂，以射杀日寇的炮弹壳熔铸而成。铜鹰重逾千斤，守护着二万七千名烈士的骨冢。

1947年9月8日，公墓落成祭礼上，两千多人身着墨绿色的军装、臂戴黑纱。孙立人站在纪念塔下，如同一棵笔直的松树，瘦削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平静而缓慢地说：“我站在墓前，遥望西南，十分怀念那些印缅阵亡的袍泽。他们英容雄姿，仿佛就在我的面前。我时时在怀念他们，我永远在哀悼他们。”

老兵回忆说，当哀乐奏起的时候，留守墓园的3只缅甸大象竟像也被悲伤的情绪所感染，一连数声吼叫。沉闷的人群里，响起了低泣声。

时间似沙河的溪流缓缓淌过墓园。六十年过去，清澈的沙河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眼下广州的下水道和臭水沟。

“一群被遗忘的人”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穆旦写在1945年的诗，竟一语成谶。

解放后，新一军散落天涯，墓园渐渐荒芜，无人问津。

正当中国抗日阵亡将士的公墓遭受毁灭性的破坏的时候，日本却在缅北建起了日军阵亡将士公墓，他们甚至给每一匹阵亡的战马竖立了纪念碑。数年前就已看过该公墓的张富麟说：“看了之后岂止难受，简直气得要骂爹骂娘！”

“一群被遗忘的人，他们战死，便与草木同朽；他们战胜，仍是天地不容！”柏杨在泰国一座中国印缅军公墓的石碑上留下文字。

1950年元旦刚过，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派专机来台湾接孙立人，表示美方有意把他培植成为台湾“政权”***。但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孙立人将此阴谋原原本本转呈给蒋介石。他的忠诚也为自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1955年，蒋介石惟恐孙立人功高盖主，以“兵变”的罪名将他软禁台中。

孙立人成为“张学良第二”，那些旧日僚属袍泽也遭连累，据李敖记载，“他们三十多年来，或魂归天上、或命丧法场、或坐穿牢底、或穷困潦倒”。113团团长刘放吾在台湾凤山卖煤球。终生的旧属郭廷亮在假释台湾时，发生火车跳窗事故，“意外”身亡。

那三十多年，孙立人被困在台中的“家”里，没有见过外人。生活窘迫的时候，靠种玫瑰花和养鸡下蛋支撑家庭。晴日里，他在园子里为玫瑰花施肥、剪枝、浇水。家人有时拿些花出去卖，人们管它们叫“将军玫瑰”。他一次次申请去美国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以至结婚典礼，一次次被拒绝。

1991年2月20日黄昏，冰心老人在《纪念孙立人将军》里追忆道：“本来应是三十三年峥嵘的岁月，却变成蹉跎的岁月，怎能不使人悲愤？”

张德三原是中国远征军新一军总队机枪连机枪手、排长，在缅北沙河战斗中受伤被遣散后，只身逃回腾冲，险些被当作汉奸枪毙。他的记忆中再也没有留下当年的任何情节，只是一遍又一遍给探访者演示打机枪的动作：“哒哒哒，这是三发……”。他没有食指，只好用中指演示扣动扳机。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富麟留居缅甸曼德勒，做了三十多年的华文教师。60多年来，张富麟再也没有回过祖国。靠家人在市场卖米和生姜为生。他自己也摆摊卖字，但从未有人买过他的字，在缅甸，没几个人会喜欢中国书法。他的家是一间竹子搭的小屋，四面透风。他期待有一天，中国抗日老战士、老同志能再一次穿上威武的军装，戴上军功勋章，在人们的欢呼下，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

那段光辉的历史，成为辛酸的历史，憋在每个战士心底。新一军的传说替代了历史，在民间越传越奇。故事里，奉行人本主义的孙立人成为活埋1200名日军战俘的铁血将军， “吾军欲发扬，精诚团结无欺妄”的新一军军歌演绎为另一版本，“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

2006年10月，当学者卢洁峰前往成都访问新一军老兵时，他们的发言像决堤的洪水，争先恐后自顾自地说起来，挡也挡不住。事后好几个老兵对她说：“痛快！说出来就痛快！”

卢洁峰说：“我想，他们是被压抑得太久了，他们没有机会去表达，没有人愿意坐下来，听他们倾。”

世界没有忘记新一军。1992年，仁安羌战役50周年纪念时，芝加哥卡尔登酒店大厅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紧紧握住刘放吾将军的手：“今天我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对你表示深深的感谢与敬佩。”美国总统布什也向其致函表示敬意。

2005年9月3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国民党和中国***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作战的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9月4日，这次讲话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得到报纸的当天，新一军三十师老兵张孟轩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由于患了喉癌不能说话，就在纸上拼命写：

“所有老战士都将被颁发纪念章，那也就是说，国家承认我们是抗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