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彩描金瓷器_粉彩蓝釉描金价格

1.清同治粉彩松石蓝釉皮球罐特征

2.清宫旧藏：景德镇明清时期“鱼纹瓷”的断代与鉴赏

3.清道光时期还烧釉里红瓷器吗

4.玉春堂瓷器的来历和工艺特点

根据你的信息明代是不可能的，民国还有点可能，更多的应该为建国初或者80年代的仿制品。你可参考清代瓷器款识：

一． 顺治时期款识特征

顺治官窑器传世品很少,所见青花、黄釉、茄皮紫釉、茄皮蓝釉器，均为青花款识器。署“大清顺治年制”的，六字两行加双圈，圈栏较大；署“顺治年制”四字的，无圈栏。青花色泽深沉，字体书法有明代的遗风，似弘治款那样柔中有刚，字体工整。

常见的民窑供器类，多数署下支纪年款；个别书写顺治年号的，其“顺治”二字与官窑款体式一样。干支纪年款字的青花色调，除青花深沉的一类外，也有呈迷混朦胧状的。顺治十五年“玉堂佳器”的隶书款，后来康熙初期官窑款识的字体与之颇为近似。

“玉堂佳器”款，早在明代嘉靖、万历时就己出现，如“万历年制玉堂佳器”；传至清代顺治时期，此款尤为多见，有楷、隶、篆等体式。

二．康熙时期款识特征

康熙朝历时久长，早、中、晚三个时期瓷器的风貌，不尽相同；这三个时期瓷器上的款识，也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早期：

据文献记载，康熙十九年九月，才正式于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御用器，所以早期限器物多是民窑所烧，俗称“客货”，但可能有一些是官窑器，这时的瓷器，少署皇帝年号款，而多署干支纪年款、堂名斋轩记款和花押等标志，青花色浓重，字体较大；用重笔写的一类，字体特大。个别署官窑款的，字体淳朴，挺拔有力，竖写和横写的均有。

最为常见有款识，有“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康熙壬子中和堂制”与“康熙癸丑中和堂制”等，分别为康熙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时的器物。这些器物具有早期的风格；器型笨拙，青花色调浓重，字形较大但有些精细的小件杯、碟，也署“中和堂制”款。据查，北京圆明园中的“中和堂”曾是康熙皇帝居位之所。因此，这些署“中和堂”款的器物，有可能是康熙初期官窑烧制的御用器，这同后来的“慎德堂”款器物是道光官窑所烧制的情况一样。另外，一些无款的、常用符号作标记的器物，制作也很精细，究竟是官窑器还是民窑器，仍在探讨中；它们之所以无款，与康熙早期禁写年号的告谕有关。《浮梁县志》记载：“康熙十六年，县令张斋仲，阳城人，禁止瓷器书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破残.”这一类无款器是否为官窑器，尚末得到证实。

中期：

款式楷、草兼有，体式很多，有六字三行式、六字双行式、四字双行式；暗刻式、凸雕式、砂底不挂釉凹刻式，青花书款不罩白釉而现黑色款式；还有大量的物形、花形、秋叶和团龙、团鹤等图记款，以及“熙朝博古”、“文章山斗”等闲章款。这些款识或加饰单圈、双圈、或饰单方框、双长方框等；也有的双圈无字，或为釉里红楷书款。

总之，中期款识以楷书、六字双行竖写的为主，字体渐趋秀逸，笔道有力。青花色泽纯净。鲜艳而深沉。

晚期：

康熙晚期，己开始专人负责写款的分工，出现了一行、或二行竖写、或三行横写的篆书六字款，及三行横写的楷书六字款（于天蓝釉与豇豆红釉器中最为多见）。这两种款式，开创了雍正横写款及以后各朝同体的篆书六字三行款式的先例。雍正时款识中流行的宋椠体式，在康熙晚期已经出现。

此时有些款识，色泽碧绿，清新明快，字体工整秀丽，如康熙五十四年干支年款青花山水人物凤尾樽等；其后雍正时的款识与之十分接近，因此，这些造型与色调相类的无款器，常被当作雍正朝制品，是不足为奇。这正说明各朝瓷器款识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根据笔者长期观察，康熙官窑款中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楷书；为数很少的篆书款，通常出现在金釉地蓝料彩“寿”字器上，笔道直挺，字体方正，均仅康熙晚期的款识。此时，除大量青花楷书外，珐琅彩的瓶、碗、杯中，还有用紫、黑、粉、黄、蓝等料彩署“康熙御制”楷书款的，字体运劲，围圈方框，外边线较宽。一般蓝料款，因釉料厚，色调比雍正时的深重，呈蓝黑色。宜兴紫砂胎珐琅彩器，除蓝料彩外，还有黄料彩款识。釉里红器有的署釉里红款。黄绿紫三彩器上，多见紫褐色款，偶见金彩或红彩款识。粉彩钟馗塑像及珐琅彩瓶上，有署篆刻款与楷刻款的。

另外，有的胭脂水釉瓶、杯、盘类，署“又辛丑年制”干支款。凡署这种款识的器物，制作均很细致，胎体薄如蛋壳，类似外销瓷的风格，若仅观器型很像雍正时的器物，但若将“又辛丑”干支款推断，则应为康熙六十年之器（康熙建元年前为辛丑）。这一类款较为特殊，它证明康熙时己烧制胭脂水釉；但因其少有，在鉴别中往往被误认为是新仿的器物，此点应引起注意。另外，所见到的楷书“大清康熙年制”款，有的在周围加“御赐纯一堂珍藏”。“纯一堂”究竟属康熙时期哪一王府，尚待考评。

“大清年制”款中，较为草率的一类，为康熙早期的款识；工整的宋体，如官窑款一样的，为康熙末、雍正初之器。

康熙时期瓷器上常写仿古款，除“宣和”（北宋年号）、“枢府”（元代官窑）外，多以明代为主，自洪武始至万历均有；其中，以仿成化、嘉靖、万历的款识为最佳，几可乱真。良康熙以后各朝瓷器上仿写的古款，其笔划都不及康熙时的仿款运劲有力。

鉴别瓷器，主要是观察器物在胎釉、造型、纹饰及工艺处理上的区别，在酌以款识。由于清代官窑、民窑款识繁多，情况复杂，认真有辨别和掌握各朝早、中、晚期不同的款识特征就十分重要。但要注意，款识仅是瓷器的一个方面，不是绝对可靠的。各朝本款均各具特征。赝品的款识与真品比较，有的差之千里，有的则十分近似，极为混淆。因而，鉴别瓷器不能仅看款识定论。

康熙为明、清两代中历时最久的一朝，官窑款体式多有变化，有多种书法。孙瀛洲先生对之曾作系统的总结：前朝字体宽大，笔画粗重而挺拔，顿捺明显；后期字体渐趋清秀。

三．雍正时期款识特征

雍正时期，款识己定为专人书写，故各类瓷器上的字体基本一致，楷款与篆款同时并用。楷书六字三行横排双圆圈体式，仅早期流行的款识，款的书法一般写得柔弱略草，也有少数款写得工整有力。六字两行围有双圈或方框竖写的，时间略晚，字体工整秀丽。青花色调大都纯正，少数也有深浅不一的。大碗及骰盔子碗横写于器口边际，高足碗的款识多横写于器足里边沿，壶类则多于足里边环行横写。珐琅彩器上的“雍正年制”与“雍正御制”四字，一般为两行竖列围有方框的楷书款，以青花和蓝料彩书写，蓝料彩色泽较康熙时的浅淡，字体也小。

此时的篆书款的四字两行、六字两行或三行的体式，多数无边圈，个别的围有双环。款分青花兴镌刻,镌刻款又分覆釉与不覆釉两种形式；仿钧釉器的器底多覆酱色釉，釉色深浅不一；青花蓝釉器，器底覆釉与不覆釉的并存。青花款落款位置及书写体式也有几种：天蓝釉与青花釉里红茶托，多将六字篆书款写于器足里圈；红釉、蓝釉、天蓝釉及仿汝釉的小花盆，底部的篆款或为四字两行竖式，或为十字形，如同古钱上字体排列的形式；青花、天蓝釉四连筒瓶，篆书款四字则分别写于同一足底。雍正官窑款篆书的书法也不完全是同一书体，极方正规矩的、草率不规的与笔路圆润的同时并存。如雍正官窑的粉青釉花觚及各种小件瓶、罐类，釉面均很肥润，款识字体却刚柔参差，不尽相同。

雍正时期的篆、楷款，道光、咸丰与民国时仿制得最多，但字体较大，笔划细弱无力，青花色泽过于浅淡或浓艳。

雍正时期如同康熙一样，也有仿明代永乐、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各朝款识的器物。仿款字体纤细挺拔，颇具骨气。同时，器底除年款外，也有如同明代器物那样，用龙、凤、鹤、鹭鸶及人物作标志，或用鼎、爵及灵芝等花押作图记款的。

乾隆一朝，仿古器曾盛行一时，从传世品中的青花篆书或金彩楷书的“乾隆仿古”与“大清乾隆仿古”等款上，也可见其仿古盛况一般。其中仿写的明代款识，以宣德、成化年号为主，多是楷书四字可六字。还有仿署元代“蒋祈”、宋代“宣和窑”、“政和窑”、“吴十九制”的款识。

五．嘉庆时期款识特征

嘉庆官窑款识为篆书为主，少有楷书。大体与乾隆时期类同，字体工整，结构严谨。青花、红彩、金彩篆书款体式，多为六字三行，无框栏；一行横排的，落款位置的器口外沿或中腰。楷书款为六字三行，环以双圈。白釉盘类多是楷书刻款，六字三行横列，围有双圈栏。故宫博物院收藏有顶部红彩描金、底部青花“大清嘉庆年制”款的盒类，品种以斗彩和青花为主，所署描金的篆书款相当艳丽。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嘉荫堂制”款的青花缠枝莲高足盘与撇口碗、盘。嘉荫堂始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是清帝“东巡”时宴饮观戏的场所。

嘉庆民窑的款识，楷、篆并有，六字或四字，大都草率不规，有的带有方框。与乾隆民窑一样，有的篆款中也夹有难以辨别的半边字体。

民国时仿写的嘉庆篆书款，笔划纤细，多有间断；红彩款的彩色，明亮如漆。

六．道光时期款识特征

道光官窑款识与嘉庆时体式基本相同，多用篆书，少有楷书。篆款书体为铁线篆,行笔圆润流畅；楷书款，圆润工整，篆书款，六字三行横排的，无圈栏；六字一行横排的，多数落于器外口沿下或中腰。楷书款，多六字三行横式排列，围以双圈环，有青花、金彩、红彩款及刻款。白釉器青花款与刻款兼有，刻款为六字楷书两行竖式。窑变釉、茶叶末釉及炉钧釉器是的刻款，为篆书六字三行横式。

道光御用器中的“慎德堂制”楷书款识，以侧锋书写，字体秀丽。以后的咸丰官窑，也继承了这种工艺的侧锋书体。凡署“慎德堂堂制”款的器物，均制作精湛，堪称为当时高水准的艺术品。

“退思堂制”款，书法与“慎德堂制”款一样，同属官窑器，有的还于四字款前，冠以“睿府”或“睿邸”二字，证明退思堂是睿亲王端恩、仁寿的府邸堂号。

“定府行有恒堂珍宝”款，是定王府定亲王奕绍、载铨订烧的器物，款字也有侧锋书写；有的不加“定府”二字，仅署“行有恒堂”，但器物制作同样精细。署“嘉庆癸酉行有恒堂制”与“咸丰元年行有恒堂制”款的，均为皇室贵族的专用器物。

后世仿道光器物，除粉彩、斗彩、青花官窑器外，署“慎德堂制”款的也属有所见。光绪时仿品，款识字体用笔无力，红彩款色调红中泛黑，民国时的，反而有些相近。民国仿道光官窑款识，笔划柔腻纤细；青花漂浮晕散，笔路断断续续，并多向两边分离，形成中空的现象。

七．咸丰时期款识特征

咸丰时期，再次兴起以楷书署款的风气。官窑多署楷书款，侧锋运笔，字体工整清秀；排列形式，或为六字两行竖式，或为六字三行横式，均无圈栏。除青花款外，还有红彩款与刻款。红彩款识色淡鲜亮，笔划清秀；后仿的咸丰红彩款，色调则是红中泛黑，字形粗拙。刻款楷、篆皆有，以楷书为主，多刻于本朝窑变釉、白釉器与仿宣德白釉暗刻束莲纹器的砂底上。

民窑器中图章式的篆书款，嘉庆、道光时始用，咸丰时十分盛行并影响到后世。这类篆款，除少数略工细者外，大多草率不规；极为潦草的一类，笔划部书写不全，同时用盖印技法。

此时仿“成化年制”与“雍正年制”的款识较多，亦有仿“天启年制”、“大明天启年制”等的；刻、写兼有，而最多用的是铁釉地的黑色刻款。

八．同治时期款识特征

同治时期以楷书款为主，呈六字两行或四字两行竖式排列，字体工整，布局严谨，以青花或红彩书写，青花色调浓艳。

无边圈的篆书款或楷书款,用金彩书写.无边框的楷书刻款，多见于窑变釉器、白釉器等。

署“燕喜同和”楷书款的器物，是同治皇帝行大婚礼时烧制的。红彩款多书于白釉器底，金彩款则书于粉彩珊瑚红釉器上。

署“体和殿制”款的，是慈禧太后的专用瓷。款识以青花、墨彩、赭红彩书写，也有刻款。所写篆书，字体文正，结构严谨。后仿的这类款识，书体均欠工整。

民窑器多用红彩印章式篆书款，款识均草率而欠工细。

九．光绪时期款识特征

光绪官窑的款识，楷、篆并用，但以楷书为多；其楷书，字体修长，工整清秀，青花色泽或深或浅。金彩、红彩及刻款的体式，大体同于前朝。楷书款中，四字两行六字两行竖式，六字三行的为横式，多数不饰圈栏，

署“大雅斋”款是慈禧太后专用器，三字红彩款，一行横列，字体工整。“天地一家春”红彩篆书椭圆形图章款，与“大雅斋”款相配，落款于同一器物的同一画面上（天地一家春“是圆明园中著名的一组建筑群。

“永庆长春”与“长春同庆”红彩楷书款器，与“大雅斋”款器物一样，同属官窑。

此时大量的民窑霁蓝釉方瓶、赏瓶等，制作粗糙，所署青花、金彩（洋彩）、干支纪年与龙纹图纪款也比较草率。仿前朝各款均欠规范。

民国时期的仿光绪器物，款识字体柔弱，不够规整。

十．宣统时期款识特征

宣统时期官窑款识，有青花、红彩、赭彩与墨彩款。青花款均为楷书，字体工整清秀，色泽明快，为六字两行竖写式，无圈栏；红彩、赭彩与墨彩款则兼用篆书体式。此时官窑器稀少，但很精致。

十一、民国时期款识特征

洪宪瓷人都署“居仁堂制”。以青花或红彩书写，书法楷、篆兼有。落“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楷书款的，都是一九一六年至一九四零年间的赝品。但署“居仁堂制”款的，也有一定数量的仿制品；其中，红彩款的色泽或光亮如漆，或过于浅淡。

“静速堂制”篆书四字款器，是徐世昌命烧的自用器，青花款识字体工整。

“延庆楼制”篆书款器，是曹锟所定烧的器物；款识以青花或红彩书写，笔划圆润有力，同于“体和殿”的书体。

署“郭世五”、“解斋”、“陶务监督郭葆昌制”款的器物，是袁世凯任命的陶务监督郭葆昌定烧制的款识，其篆书或楷书款识均为红彩，施彩凝厚，色泽红艳。

民国时期署“静达堂制”款的器物，也有大量的仿品。因属同时代仿，真品与赝品制作工艺。原料类同，所以给鉴定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对这类器物的鉴定，要细致地观察、比较其胎釉、纹饰、色彩、器足及款识之间的细微差异。其赝品较之真品，胎釉更为轻、薄，纹饰略草率，色彩也愈加浅淡。

款识，在鉴定瓷器制作年代方面为重要的一环，不可忽视。认真辨别各代款识的书写格式。字形、笔划、色泽深浅，也有助于提高鉴定能力。了解仿造仿款的特点，也可为辨认款识添佐证；多将真伪作比较，断代方面不致有误。

清同治粉彩松石蓝釉皮球罐特征

《瓷质博茕器的小蕴深》日志

这两颗造型酷似骰子的十四面体德化窑瓷器玩物，式样十分精致。经笔者翻阅古籍查证，这种物件叫“博茕”，是玩六博游戏的用具。《说文·凡部》：“茕，回疾也。”“茕”，初用木制，故又作“橩”，后易木为玉，因而又作“琼”或“玖”。茕，相当于后世所用的骰子，掷之则回转。据考古资料记载，已知最早的茕是秦代，即秦始皇陵发现的那件十四面体的石质茕，汉代的茕则皆是十八面体。

“博戏”是中国古代游戏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人展现智慧、运筹争胜的方式。中国古代最为重要、最有影响的博戏形式就是掷骰子。骰子，又名投子、色子等等，是中国博戏中六博之一。骰子发端于春秋时代，源于当时的大博、小博，成熟于晋、唐之间，自宋代之后，广泛地运用于多种游戏，花样叠出，愈变愈巧。

如图所示的明末德化瓷十四面体博茕，高2厘米，瓷质细腻致密，十四个面全部上釉，色泽洁白莹润，此器呈十四面圆球形，其中六面依次有一至六的点数，其余八面刻有“生、旦、帖、丑”和“过、末、外、正”等文字，文字书写流畅，颇有大家之风。且不说这颗博茕的用途，单单十四面全部上釉，需支垫烧制，其烧成难度可想而知。

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崇尚“古雅”的生活态度。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德化窑发挥自然与生产技术的优势，大量烧制器用文玩，供应社会的普遍需求，甚至大量仿古器物（尤其是古铜器），用以满足贵族士大夫争奇斗趣铺陈风雅的需要。这两颗德化瓷十四面博茕，应是当时崇尚“古雅”而仿秦汉博茕的器用文玩品。

至于这两颗博茕的功用，应属行酒令博茕，其上的“生、旦、帖、丑”和“过、末、外、正”如何玩法，可能类似于今天的“官、兵、捉、贼”。行酒令博茕（骰子）为古代饮酒时使用，其间的文字则为说明游戏的规则。

从故宫藏品看瓷质文房用具

瓷质文房用具在我国的烧造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从目前传世的瓷质文房用具来看，砚、砚滴、笔筒、笔架、笔管、笔洗、笔掭、印盒、臂搁、镇纸等相继出现。从时代发展来看，早在三国魏、西晋、东晋、南朝时期文具已经陆续出现，考古资料表明，魏正始二年（241年）南京石门坎墓、江苏句容西晋元康四年（294年）墓中出土有青釉三熊足砚，江苏镇江西晋元康五年（295年）墓、南京西晋永嘉二年（308年）墓出土有青釉三足砚，江苏金坛吴永安三年（260年）墓、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冈吴凤凰二年（273年）墓以及江西波阳西晋太康三年（282年）墓出土有青釉蛙形砚滴，南京中华门外郭家山西晋元康三年（293年）墓出土有青釉印纹水丞。早期的瓷制文具主要以青瓷为主，种类主要见有砚、砚滴、蛙式水丞。

从窑址调查来看，浙江德清窑最早开始烧制瓷砚。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社会发展，文化空间繁荣，北方瓷业迅速发展，定窑、巩县窑、南方越窑、长沙窑、邛窑、梅县窑都烧制文具，以砚、水丞较为常见。砚的造型较早期丰富，有多足砚、风字砚等。窑址调查也显示不少瓷窑烧制文具。已发现安阳窑、湘阴窑、丰城窑、长沙窑、邛崃窑、灌县窑等烧制瓷砚。宋代瓷业进一步发展，名窑众多，文具的烧造更为普遍。水丞、洗的烧造量增多，很多瓷窑都有烧制。定窑、钧窑、汝窑、官窑、哥窑、龙泉窑、景德镇窑都有烧造，品种繁多，造型各异。窑址调查也发现宁波窑、遂溪等窑烧制瓷砚。元代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都烧制文具。砚滴造型生动，有船形、童子骑牛、鱼形等式。文具的发达时期为明、清两代，尤以清代最为突出。明清时文具品类增加，品种繁多。造型也更加程式化而又多样。常见笔洗、笔架、笔筒、笔管、笔掭、砚、砚滴、印盒、水丞、水盂、臂搁、镇纸等。为方便叙述，本文主要按器型略作介绍。

砚

从纪年墓出土的瓷砚来看，三国、西晋、东晋三足砚比较流行，砚的三足有兽蹄形足及三足，以兽形足比较多见。东晋开始出现四足砚。南朝时期虽然还有一些三足砚，但造型与早期的不一样，足有的细而尖。而多足砚出现较多。隋唐时期继承南朝多足砚的，有白釉、青釉砚，足比北朝时期更多，有的达28个足。砚面突起，四周围以深凹的水槽，即文献所载的辟雍砚。辟雍砚是瓷砚发展的`最后阶段，此后，石砚兴起，瓷砚渐退出历史舞台。砚足的形式有的继承北朝的圆珠形足，有的为兽形蹄足。也有圈足砚，北方、南方瓷窑都有烧制。唐代晚期还流行在圈足上饰以镂空装饰，越窑、梅县窑即在高圈足上饰有花形或圆形镂孔。除圆形砚以外，还有风字砚。宋代开始瓷砚数量减少，明清时期还有少量制作，以圆形、长方形为常见。

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瓷砚来看，从晋唐以至明清时期的都有。早期砚主要以越窑系产品为主，西晋青釉砚，里心坦平，有六个支烧痕，三兽足；唐白釉多足砚，一种造型为圆形，砚面突起，边沿有存水的凹槽，蹄形足18个，足下有支撑的环。另一种为圈足，28个蹄形足贴附于圈足上，没有实用意义，而只作为装饰。唐越窑青釉砚，高圈足外撇，足上有花式镂孔装饰。唐青黄釉五联水丞砚，5个水丞相连，中心为平坦的砚面，边有水槽。唐邛窑青釉砚，五人物足，足下有环。唐琉璃厂窑青釉风字砚，一边圆形，另一边方形，圆形部分着地，方形部分翘起，下有两足；宋代有白釉“官”字款莲瓣纹砚；明代有天启年款的青花勾莲纹砚、万历锦地开光人物纹圆砚，一侧有花形水槽；清代有雍正“戊申小阳月制”哥釉叶式砚、雍正青花砚、道光“李裕成作”款雕瓷凸花长方带盒砚等。

砚滴

最早见于西晋时期，青釉蛙形砚滴比较流行。同期还有龟形、熊形、兔形等。《饮流斋说瓷》有“水滴象形者，其制甚古，蟾滴，由来久矣。古者以铜，后世以瓷。明清有蹲龙、宝象诸状。凡作物形而贮水不多则名曰滴，不名曰盂”。故宫藏品中有晋龟形砚滴、元代龙泉窑青釉船形砚滴。

水丞

水丞是文具当中常见的一种器形，亦称水盂，用于盛水。器形一般小巧，最早见于西晋时期青釉蛙式水盂，此后唐宋以至明清时期各地瓷窑都有烧造，以清代景德镇窑烧造数量最多，品种丰富。

在故宫藏品中，西晋的有青釉印纹水丞，唐代的有越窑青釉或白釉四足水丞、青釉五联水丞、窑青釉水丞、邛窑褐绿彩水丞，宋代的有官窑青釉水丞。明代的有嘉靖青花双凤纹水丞、绿彩龙纹水丞、万历五彩云龙纹水丞。

到清代，瓷水丞的制作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康熙时期常见青花、黄地青花、釉里红、釉里红加彩、粉彩、五彩、三彩、红彩、青釉、郎窑红、郎窑绿、白釉、仿定窑白釉、哥釉、绿釉、紫釉等品种的水丞。

雍正时期的品种有青花、蓝地青花、粉彩、五彩、仿官釉、仿哥釉、黄哥釉、粉青釉、炉钧釉、冬青釉、白釉、孔雀绿釉、茶叶末釉、仿宣红、祭红等等。

乾隆时期有水丞纹饰丰富，青花器常见三果、朵花、荷莲、花鸟、花卉、云头、螭纹等纹饰。品种有青花胭脂红地粉彩、黄地蓝料彩、五彩、仿宋白釉、仿官窑、仿哥釉、粉青、霁红、祭红、炉钧釉、石釉、天蓝釉、铁锈花釉、茶叶末釉、鳝鱼青釉、米黄釉、孔雀绿釉、豆青釉等。造型多样，有圆形、方形、蛋形、一粒珠形等，还有动物造型的如兽形、蟹形、蟾形等。

乾隆以后，水丞的烧造无论从数量还是品种上都有所减少，嘉庆时期主要以青花、浆胎青花、红彩、祭红、青釉较多，道光时期有青花、祭红釉、窑变、冬青釉、仿官釉、哥釉、白釉、黄釉、鳝鱼青釉等，样式有球式、扁腹式、上小下丰式等。同光以后，水丞和釉色和品种创新不多。除景德镇以外，宜兴窑、广窑也烧制水丞。

笔掭

瓷制笔掭乾隆时期多有制作，乾隆一朝，瓷制类的文房用具向更广阔的前景发展。

印盒

瓷制印盒历朝都有制作，乾隆时期印盒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各类印盒丰富，数量品种较多的是清三代，康熙时期的有豇豆红、青花、五彩、郎窑红、青花釉里红、浆胎白釉等品种，雍正时期的青花、斗彩类的印盒多见，乾隆时期有青花、青花釉里红、蓝地白花、洒蓝、粉彩、哥釉、白釉、斗彩、三彩、青釉、仿石釉等品种，嘉庆时期主要以青花最多。此外还有宜兴窑竹节式“彭年制”印盒等。

臂搁

臂搁用于写字时搁放手臂，形状似半剖的竹筒形。宋代官窑烧制天青釉臂搁。清代前期，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墨彩、粉彩、釉里红等品种臂搁。故宫藏有光绪粉彩折枝桃双燕书卷式臂搁。

镇纸

明清两代流行的文具，用于镇压纸张，器底平整，四面多作矮山状。

笔洗

笔洗在宋代最为流行，汝、官、哥、定、钧、耀州、龙泉、景德镇窑都有烧制。明清时期造型更加丰富，仅雍正时期就有桃、灵芝、葫芦、荷叶、海棠、梅花等数十种之多。故宫收藏的笔洗自晋直至明清时期的都有。如晋青釉洗、唐三彩荔枝花纹洗、宋汝窑、哥窑、龙泉窑、钧窑、耀州窑、定窑、景德镇窑烧制的各式洗、元龙泉窑各式洗、明宣德青花、红釉菱花式洗、正德青花卷叶纹洗、三彩洗、明仿官船式洗、嘉靖青花龙凤纹洗、万历仿宣德青花鱼藻纹洗等。

清康熙时期的品种有青花、三彩、孔雀绿釉、冬青釉、茄皮紫釉、仿哥釉等；雍正朝有青花、斗彩、白釉、仿石釉、祭红、仿官窑、仿哥釉、霁蓝釉、天蓝釉、仿龙泉釉、鳝鱼青釉等；乾隆期常见青花、哥釉青花、粉彩、白釉、仿汝窑、仿官、仿哥、哥釉、米黄哥釉、青釉、粉青釉、冬青釉、窑变釉、松石绿釉、黄釉、珊瑚红釉、茶叶末釉、釉里红等；嘉庆时有青花、黄地粉彩、绿地粉彩、霁蓝、霁蓝、哥釉、茶叶末釉等，道光时期的有青花、哥釉、仿官、冬青釉粉彩、白釉、红地描金、红绿彩等。除景德镇外，福建建窑、广东广窑、江苏宜兴窑等生产了不少笔洗品种。

笔筒

晋代时已有笔筒，以浙江越窑产品为常见。器形为直筒形，平底。明清两代流行。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江苏宜兴窑、广东石湾窑等都有制作，尤以景德镇窑产品最多，品种最丰富，是文具中数量最多的器形。故宫藏有历代笔筒，以明末至清朝作品最为丰富。明末崇祯时期青花笔筒对清代初期有较大影响，笔筒造型主要有直筒形与束腰形，尺寸较大，以人物纹较多，故宫藏有崇祯青花人物纹、人鹿纹、异兽纹、花鸟纹的笔筒。

清顺治的笔筒主要以青花为主，到康熙时期，笔筒大量烧造，品种多，造型丰富。从釉色品种上看，青花占主流，其他的有哥釉青花、青花釉里红、釉里红、洒蓝五彩、洒蓝描金、黑釉描金、豆青釉、冬青釉、五彩、斗彩、三彩、祭红釉、红彩加金、茄皮紫釉、白釉、孔雀绿釉等。纹饰有人物纹、博古图、龙凤纹、花鸟纹、诗文、山水纹、松竹梅纹、莲池纹、百寿纹等，其中以山水、人物、诗文、花鸟纹、松竹梅纹较多见。

雍正时期的笔筒相对于康熙、乾隆时期品种、数量较少，品种有青花、青花加紫、釉里红、粉彩、墨彩、墨彩加粉彩、木纹釉、木纹釉墨彩、木纹釉粉彩、茶叶末釉、霁蓝釉等等。纹饰有人物纹、花鸟纹、诗文、松鹿纹、狮球纹、山水纹、松鹤纹等。

乾隆时期笔筒的品种有青花、青花描金、蓝地青花、青花镂空、青花粉彩、粉彩雕瓷、粉彩加金、绿地开光粉彩、蓝地开光粉彩、蓝地粉彩、酱釉粉彩、豆青粉彩、石釉、窑变釉、炉钧釉、白釉、天蓝釉、绿地压道粉彩、粉青釉、青釉加紫、冬青釉加紫、黄釉、茄皮紫釉、孔雀绿釉、红彩、斗彩、墨彩等；纹饰有人物纹、山水纹、花鸟纹、诗文等；乾隆时期笔筒的造型在清一代是最为丰富的，除常见的圆形、方形外，海棠式、树根式、干支转字式、镂空式、斜方式、仿竹雕式等等式样。

嘉庆时期的笔筒釉彩品有粉彩、木纹釉、红地描金等品种，道光时期有釉里红、粉彩、斗彩、哥釉、黄釉等品种，同治、光绪时有青花、粉彩、祭红釉、黄釉等。还有宜兴窑山水方形笔筒。嘉庆以后的笔筒式样也见有书卷式、海棠式树根式、雕瓷、竹节刻花、刻瓷等。

笔管

瓷制笔管主要流行于明清两代，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比较多见，有青花、五彩等品种。台北故宫藏有万历时期的笔管多种，故宫藏有嘉庆时期松石绿釉粉彩云蝠纹笔管等。

笔架

明清时期流行，多作五峰山形。有青花、釉里红、红釉、蓝釉、哥釉等品种。故宫所藏的笔架有正德时期青花阿拉伯文笔架、嘉靖时期红釉鹅形笔架、万历时期青花龙纹笔架、万历青花五彩五龙山形笔架、明哥釉笔山、康熙孔雀绿釉山形笔架、哥釉山形笔架、雍正哥釉山形笔架、雍正仿官五峰笔山、乾隆哥釉笔山、树根式笔山、青花描金开光粉彩墨床式笔架、鱼子纹黄哥釉笔山、道光哥釉五峰笔山、树根式笔架式三孔水丞等。

清宫旧藏：景德镇明清时期“鱼纹瓷”的断代与鉴赏

波浪釉。清同治粉彩松石蓝釉皮球罐的官窑器物釉面十分光润，釉色粉白或者泛青灰，釉质较粗，有波浪釉现象。波浪釉是陶瓷制品在烧造过程中的缺陷，无论是各朝各代的古陶瓷还是现代新烧的陶瓷都存在着这些缺陷。

清道光时期还烧釉里红瓷器吗

鱼纹 ，陶瓷装饰的传统纹饰之一，广义上可包含由鱼纹和其它纹样组合而成的纹饰，狭义上仅指纯粹鱼纹或以鱼纹为主体的纹饰。鱼纹早在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彩陶中即已出现，河南临汝出土有鹊鱼石斧图彩陶缸，其后的商周青铜器、玉器，秦汉的漆器、彩陶上，鱼纹均得到广泛应用。到了唐代，鱼纹开始用于瓷器装饰。宋代定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耀州窑、磁州窑都有大量的鱼纹装饰，明清之际景德镇御窑生产的鱼纹瓷种类繁多，最为引人注目。

一、明清时期鱼纹瓷器概述

1、明代鱼纹瓷

明代鱼纹瓷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瓷器生产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其用鱼纹装饰的瓷器种类丰富，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有：绿釉刻鱼水纹小碗、宣德釉里红四鱼纹高足碗、宣德霁蓝釉白花鱼莲纹盘、宣德白釉鱼藻纹盘、成化五鱼纹高足碗、弘治矾红五鱼纹盘、正德红绿彩四鱼纹盘、正德红釉白鱼纹盘、正德釉里红鱼纹盘、正德孔雀绿釉刻花鱼莲纹大碗、正德青花矾红五鱼纹大碗(彩版一，1)、嘉靖青花鱼莲纹罐、嘉靖仿宣德款青花鱼莲纹菱花式洗、嘉靖款青花鱼莲纹大碗、嘉靖青花鱼藻纹盘、嘉靖青花莲塘鱼藻牡丹纹花式洗、嘉靖青花鱼藻纹出戟尊(彩版一，2),嘉靖青花加彩鱼莲纹罐、嘉靖五彩鱼藻纹罐、万历青花鱼莲纹大盘、万历青花鱼藻纹蒜头瓶、仿定窑印花鱼莲纹碗、仿定窑印花鱼莲纹大碗等。明代鱼纹用在釉里红、青花、青花矾红、五彩、红绿彩、孔雀绿釉、仿定窑白釉印花等种类的器物上，鱼纹成为明代各朝喜绘的纹样。嘉靖时期最普遍，它由前期的单画一条鲫鱼演变到画鲭、鲤、鲌、鲫四种鱼，鱼体肥大。在瓶、罐、或盘、碗的四面各画一鱼，互相对称，空间衬以水草、莲花、浮萍。嘉靖鱼纹在纹饰内容上比元代丰富，艺术处理上比元代进步，能够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将水中的鱼儿、虾、蟹、蝌蚪、深水中的藻类，都通过画面大胆生动地呈现出来，画法细腻，纹饰繁密，用色浓艳，装饰性强，受晚明画风影响，商业性较强。

明嘉靖 五彩鱼藻纹盖罐

明万历 青花鱼藻纹蒜头瓶

明宣德 蓝釉白花鱼莲纹盘

明宣德 釉里红三鱼纹高足碗?

2、清代鱼纹瓷

清代制瓷业达到了鼎盛，装饰纹样不仅继承了前朝的优秀传统，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鱼纹瓷的品种、数量和鱼纹的组合都超越前朝。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异常丰富，所见按年号和色釉列举如下：

康熙时期鱼纹瓷

此时宫中所藏共计90件，按釉色品种和器物种类分别有下列几种：

（1）青花：青花鱼龙变纹高足盘、青花鱼莲纹葵花式洗、青花鱼龙变纹板沿洗、青花鱼草纹小碗、青花海水鱼龙变纹折沿洗、青花鱼龙变纹盆、青花鱼龙变纹笔筒、青花四鱼纹缸、黄地青花鱼水纹水丞、青花加紫落花游鱼图碗、青花加紫鱼藻纹缸、中和堂款青花加紫鱼藻纹碗和青花红彩三鱼纹碗等。

清康熙 青花鱼藻纹缸?

（2）釉里红、红彩：釉里红三鱼纹水巫、釉里红双鱼纹瓶、釉里红鱼龙变纹瓶、釉里红海水鱼纹缸、釉里红鱼藻纹鱼缸、仿宣德款粉青釉里红四鱼纹水丞(彩版一，3)、矾红彩鱼纹折腰碗、郎窑红描金鱼藻纹盆和矾红彩五鱼纹盘等。

（3）五彩：五彩鱼龙变纹洗、五彩四鱼纹盘、五彩四鱼花卉纹折腰碗、五彩五鱼纹碗、五彩鱼藻纹缸、五彩开光游鱼斗鸡图银锭杯、五彩里龙外鱼纹盘、双鱼款五彩诗句花卉纹盘、在川知乐款五彩鱼藻纹大盘、在川知乐款五彩鱼藻纹小盘。

清康熙 五彩鱼藻纹棒槌瓶

（4）仿明鱼纹瓷：仿宣德款斗彩外海水五鱼里团花纹盘、仿宣德款霁蓝釉白花鱼藻纹盘、仿宣德款白釉凸鱼龙变图觚、仿成化款斗彩落花流水图碗、仿成化款八鱼纹碗、仿成化黄地白鱼纹石榴尊和仿成化款洒蓝地釉里红鱼纹撇口碗。

（5）其它品种：洒蓝描金红鱼纹盘、酒蓝描金鱼纹棒槌瓶(彩版一，4)、霁蓝地白鱼藻纹碗、黄釉鱼式笔山、白釉鱼藻纹钵缸、孔雀绿釉鱼式水注和素三彩鱼草纹碗等。

雍正时期鱼纹瓷

此时宫中所藏共计41件，按釉色品种和器物种类分别有下列几种：

（1）青花：青花鱼藻纹盘、青花鱼藻纹盆、青花加紫五鱼海水纹葫芦瓶和仿成化款青花四鱼纹碗等。

（2）釉里红、红彩：釉里红三鱼纹碗、三鱼纹把碗、三鱼纹高足盘、三鱼纹盘、鲜红三鱼纹碗和红鱼藻纹观音瓶等。

（3）粉彩、五彩和斗彩：粉彩鱼藻纹板沿洗、粉彩花卉四鱼纹盘、五彩鱼藻纹碗、五彩鱼草纹碗和仿成化款斗彩落花流水图杯等。

（4）白釉：双鱼纹瓶(彩版一，5)

乾隆鱼纹瓷

此时宫中所藏共计36件，按釉色品种和器物种类分别有下列几种：

（1）青花：青花鱼藻纹碗、青花鱼藻纹盆、青花海水鱼龙变纹高足盘。

（2）釉里红：折枝花双鱼耳洗、五鱼纹盘、三鱼纹把碗、豆青地青花釉里红鱼藻盘。

（3）粉彩：鱼藻纹盆、山水鱼藻纹折沿盆、四系金鱼转心瓶(彩版一，6)、豆青地粉彩外鱼藻里红彩五蝠纹盘、黄地粉彩鱼纹瓶、木纹釉里米色地粉彩鱼龙纹卧足碗。

（4）其它：仿龙泉釉刻鱼纹高足盘、天蓝釉双鱼瓶、外山水里鱼藻纹方斗杯和仿黑纱鱼藻纹嵌时表葫芦壁瓶等。

二.明清鱼纹瓷文化内涵

明清瓷器大量用鱼纹的装饰纹样，不是偶然的，是历史积淀的结果，追本溯源鱼纹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如新石器时代鱼纹彩陶盆、父系氏族社会出土的绿松石鱼坠、商代中期龟鱼纹盘、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双鱼瓶、春秋早期刻鱼纹铜盘、秦汉鸟衔鱼纹瓦当、晋代鸟啄鱼纹金饰品、唐宋官服上的鱼袋、鱼符、唐代发兵用的“鱼契”、宋代宫中“鱼钥”、宋代鱼藻图绘画作品、南宋鱼藻纹银杯、明代鱼纹织锦、清代鱼藻纹漆盒、清代象牙镂空雕鱼、清代鱼藻绘画作品、在民间有鱼灯，直至今日还流行“连年有余”、“鲤鱼跳龙门”等年画。其中尤以鱼纹陶瓷最为丰富，历史悠久，距今已有七千年。

鱼，作为水中最常见的动物，为什么能长久地活跃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它已成为一个文化因子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鱼为什么能与中国历史文化交织在一起，这是本文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1、鱼与祭祀宗教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在长期的渔猎经济生活中，原始社会的先民对鱼有了很深的了解，“鱼腹中多子”引发先人对生殖的联想，闻一多认为鱼的象征意义起源于鱼的繁殖力最强，与原始人类的崇拜生殖、重视种族敷衍直接相关。“鲤鱼摆子”一类繁殖事项，启发着人们去幻想借助鱼的旺盛生殖功能来提高和强化人们的生殖能力，以期子孙荣昌，鱼成为生殖崇拜对象。1958年，在西藏日士县发现的叶蕃以前的岩画，展示了类似生殖崇拜观念，其中一幅，绘有日月，男女性器、鸟和鱼等。画面上，一条大鱼腹内孕有十条小鱼，下方有四个戴鸟形面具的人在舞蹈，周围有三条小鱼。画中的日月、男女性器、鱼鸟均表示阴阳对应，对生殖崇拜观念做出了多层面的渲染。半坡的人面鱼纹是寓人于鱼的写照。有人说它是图腾的象征，有人说是“寓鱼于人”，有人则认为是一种早期的宗教祭祀仪式。

根据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认为双鱼的外形象征女阴，月经从女阴流出，他们把鱼血象征女性的经血，创造了鱼血祭，以求女性多有经血，多多繁衍人口。远古人类又以水象征女性的月经，月经称作“信水”、“月水”、“经水”，由于女性有月经(信水)，月经又与水相联，人类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之后，初民以水象征女性的观念下传，于是鱼血祭演化为祭鱼求雨的仪式。《帝土世纪》:“黄帝出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能牲以醇之，天乃甚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记述的求雨法，在春旱求雨时，用八条活鱼(“以生鱼八”)祭祀共工;在秋季求雨时，还用九条桐木鱼(“以桐术鱼九”)祭祀太昊。先秦典籍中，关于以鱼作祭祀的记载很多，《苟子·礼论》如“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鱼也，豆之先大羹也。”《管子.轻重篇》:“主五厉之祭，祭尧之五吏。春献兰，秋敛落鱼以为脯，鲵以为肴。若此，则泽鱼之征百倍异日”。

2、庄子的“鱼乐”思想

《庄子·秋水篇》云：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鱼乐”云者，既己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战国时代庄子把水中的游鱼视为可凝想，认同自然生命的象征。庄子在观赏一群跳跃的游鱼时，深深地体会到生命的喜悦。他以“天人合一”的理念去领会鱼的感受。庄子不但可以化鱼，也可化蝶，充分表示在中国文化中，人有能力跨越自然界的范畴和界限，领悟其他不同生物的感受。中国的万物有灵，物吾合一，情景交融的说法，历史悠久，意义深刻。庄子道家这种宇宙观，源自于易经的思想构架。庄子的“鱼乐”思想，在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中，如鱼乐图、鱼藻图、游鱼图亦演变成一种独有的绘画主题，是中国特有的。有关鱼乐的绘画作品《宣和画谱》和《盛京故宫书画记》有著录，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有《春溪鱼藻图》、《群鱼戏若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宋代画家易元吉的“鱼藻图”，清代挥寿平的“紫藤游鱼”等，元明清陶瓷上的各类鱼藻图深受上述绘画作品的影响。艺术家以平淡的方式来描写游鱼活泼的姿态。它们有时漂浮徘徊于水藻间，有时突然穿梭于清流旋涡中，有时沉入荷塘，或跃出水面。画家用流畅的笔墨，描绘出自然生命的韵律节凑。而这种对生命力的认同，正是庄子在濠梁岸边，铭感于心，无法以语言沟通，物吾两忘的意境。

3、鱼纹的吉祥寓意

由于鱼象征多产，食鱼可去疾不老，又可乘鱼升仙，金鱼能攘灾避邪，鱼的吉祥之意汉代就有显示。例如汉代铜洗上的“双鲤图”后面配有“长宜于孙”、“君宜子孙”一类吉语。明清以来，运用物象谐音组成吉语，给事物以象征表现又成为新的时尚，鱼以及鱼与其他事物的象征建构，不仅表现着对人口生殖的祝福，而且更多地趋向对农作、物产、年运丰足的

祈求，进而，通过丰兆吉语再演化成迎祥纳福的吉祥图像，如瓷器上大量流行的“连年有余”（鱼和缠枝莲）、“吉庆有余”（渔和戟、磬）、“富贵有余”（鱼和牡丹）、“富足有余”（游鱼）表明，人们对鱼的生殖崇拜已转化为对物的丰收期望。流行于清代的鱼龙变，其意在于鱼可化龙，凡可入圣，这表明由鱼的生殖崇拜、对物的丰收企盼，转化为对时运、前途、机遇的吉祥祝颂了，鱼纹的意义随时代而升华。

正是由于鱼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才使中国百姓、士大夫以及皇室的养鱼之风兴盛起来，从而推动鱼纹瓷的发展。

三.明清鱼纹瓷产生的社会背景

1、明清赏鱼养鱼风尚

中国人赏鱼可能始于唐朝。韩愈诗曰:“老翁真个似童儿，汲水埋盆做小池。一夜青蛙鸣到晓，恰好方口钓鱼时。”“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虫无数不知名，忽然分散无踪影，惟有鱼儿作队形。”韩愈描述了自己埋盆、喂鱼、赏鱼的情景。到了宋代，赏鱼的风尚更盛，宋人蒋之奇有一首咏金鲫的诗全体若金银，深藏如自珍，应是嗅饵者，固有是常鳞。”蒋之奇将金鲫比作深藏自珍的高士。明代养鱼己相当普遍，一部养鱼、赏鱼、品鱼的专著一《朱砂鱼谱》此时问世，另外宫中也有“赛金鱼”活动。《明官吏》“饮食好尚”篇中记载，每年到了八月中秋，内廷及达官贵人的庭院中，便有“赛金鱼”的活动，各家将精心培育的奇特品种，争相展出，以示富贵。清代养鱼赏鱼是宫廷生活的一部分，故宫的御花园、文渊阁、延禧宫的水晶宫都曾养鱼，《国朝宫史续编》:“御花园七品首领一，执守待八品副首领一，待监、太监二十四，专司园内斗坛、四神祠等处香烛，陪浇花树、饲养池鱼……”①。延禧宫中的水晶宫也曾养鱼，据《清稗史》记述:“宫立中央，凡三层，层九问。又四角各有一亭，计三十九问，以铜作栋，以玻璃为墙，四望空明，入其中者，如置身玻璃世界。墙之夹层中，置水蓄鱼。下层地板亦以玻璃为之，俯首而窥，池中游鱼，一一可数，荷藻参差，青翠如画”②。为了满足宫廷赏鱼之风需求，为此明清的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宫廷烧造各式鱼缸，明代的鱼缸十分考究。富豪人家夸耀财富，有用金、玉等材料做缸的;宫中则多用景德镇瓷缸。据《朱砂鱼谱》记载:“缸以瓷州所烧白者为第一，杭州、宜兴所烧者亦可用，终是色泽不佳。”瓷州，即今天的景德镇，宫窑所烧的青花白胎鱼缸，或彩绘的鼓式鱼缸，寇绝一时，深受养鱼人家所钟爱。《浮梁县志》记载:“明嘉靖三十三年，青花鱼缸六百八十”③。清代鱼缸的烧制空前绝后，有很多珍贵品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康熙落花流水红鱼鱼缸、雍正斑竹釉鱼缸，雍正天蓝釉钵缸。明清景德镇烧造了大批鱼缸，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表明两朝养鱼、赏鱼风气的兴盛。

2、帝王对鱼纹瓷的追求

明清时期的景德镇陶瓷生产达到了鼎盛，其生产力的发达，工艺的精进，皇室的强大支持，使得它能为宫廷生产繁多的鱼纹瓷器，充分满足了帝王的需求，据嘉靖《江西大志》陶书“御供”记载:

“二十一年，青花白地满池娇蜻帕鲤纵水藻鱼罐二百。

三十年，青花白地蜻帕鲤里云鹤花碗二千三百。

三十三年，里青穿花龙边空穿花龙凤外荷花鱼水藻瓯一万九千八百”④。

以上可见明嘉靖时期宫廷对鱼纹瓷的大量需求。

清朝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瓷都景德镇仍然是全国瓷业生产的中心，产品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清朝首先废除了明代的匠籍制，产品实行官搭民烧。由于工匠制度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客观上促进了陶瓷生产的发展。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刻意经营，我国陶瓷生产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陶说》云:“景德镇延裹仅十余里，山环水绕，僻处一隅，以陶来四方商贩。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借此食者甚众”⑤，反映出当时陶瓷生产的繁荣景象，因此能够为宫廷生产种类多、数量大的鱼纹瓷，清还派督陶官，亲理窑务，烧造鱼纹瓷。

《浮梁县志》记载:

“康熙十九年九月，内奉旨烧造御器，差广储司郎中减应选，笔帖式车尔德，于二十年二月，内驻厂督造。每制成之器，实估价值，陆续进呈。陶器则有缸、盆、盂、盘、瓶、罐、碟、碗、盅、盏之类，而饰以夔、云、鸟、兽、鱼、水、花、草，或描、或锥、或暗花、或玲珑，诸巧具备”⑥。

至雍正六年，复奉督理烧造，政善工精，具详陶使沈阳唐英《陶成纪事碑记》备载于左。计开烧造各色条款:

仿龙泉釉宝烧，本朝新制有三鱼、三果、三芝五福四种⑦。

清代鱼纹瓷之精美还与宫廷画家的直接参与密切相关。清宫廷造办处集中了大批具有高深造诣的画家、艺术家，如康熙朝的名画家刘源、高凤翰，他们的作品直接反映在瓷器纹样之中。《清史稿》记载:“刘源，字伴阮，河南祥符人，隶汉军旗籍。康熙中，官刑部主事，供奉内廷，监督芜湖、九江两关。……时江西景德镇开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盛。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⑧。郎士宁，康熙五十四年来中国，历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宫廷画师，擅长肖像花鸟、走兽。特点是以西洋画法为主，略参中国技法，重和明暗，刻划细致，晕染匀称，写实而止于形似。康熙洒蓝描金鱼纹棒捶瓶、康熙釉里红四鱼水巫、乾隆金鱼转心瓶等都能看到其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明清鱼纹瓷，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且也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并有产生的文化背景，它伴随着陶瓷工艺的发展而繁盛，进而成为极具民族特色的传统瓷器。

注释:

①(清)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一百卷)，北京占籍出版社，1994年。

②曹荣等撰：《满清稗史》(二十九卷)。

③(清)程廷济修凌沦锦纂《浮梁县志》(十二卷)，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④(明)土宗沐纂修：《江西大志》卷七，“陶书、解运”，明嘉靖三十五年本。

⑤(清)朱玫撰：《陶说》(六卷)。

⑥(清)乔桂修游际盛增补《浮梁县志》(二十二卷)，清道光三年刻、十二年增补刻本。

⑦熊廖主编：《中国陶瓷占籍集成》注释本，第132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

⑧戴逸：《清史稿》，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玉春堂瓷器的来历和工艺特点

道光时期（1821—1850年）社会动荡。国内外矛盾进一步激化。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了战争，内忧外患不断，随着经济、文化的衰落，景德镇瓷器生产也受到了影响，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与嘉庆时期相比，烧造规模进一步缩减，无论官窑还是民窑的产量和质量都明显下降。《陶雅》记有：“嘉道而降，画工、彩料，直愈趋愈下”。

清道光 松石绿地粉彩福寿纹葫芦瓶

道光皇帝素以俭朴著称，即位之初，首先裁减宫内脂粉费数百万两，对於瓷器也力求简朴，控制费用，但作为宫中生活、陈设用瓷，其制作还是非常严格的，其中不乏壹些精美之作。《陶雅》记有道光瓷器 “极精之品，犹自有不可理没处” 。“大清道光年制”款和“慎德堂制”款的瓷器为皇帝御用品，工艺制作精细，代表了道光瓷器的制作水平。

道光瓷器承袭乾嘉时期瓷器的艺术遗风,烧造品种和造型创新少，纹饰多用寓意吉庆的图案，绘制技法工笔多于写意，道光时期瓷器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烧造品种

道光时期瓷器烧造品种有彩瓷和颜色釉瓷。彩瓷主要有粉彩和青花瓷等。粉彩是道光彩瓷的主流,有珊瑚红地粉彩、绿地粉彩、黄地粉彩、抹红粉彩等,另外还有少量的斗彩、五彩,多见于官窑器。

清道光 黄地粉彩福寿纹双耳瓶

清道光 粉彩仙人献寿方瓶

道光时期青花瓷使用国产料, 早期的青花呈色稳定，色泽亮丽浓豔，晚期呈色淡雅，层次清晰。民窑器青花色调暗淡漂浮。淡描青花的制作在道光朝非常流行。青花瓷有青花描金、青花描金墨彩、青花粉彩、青花斗彩、青花红彩、青花黄彩、哥釉青花、青花加紫、青花釉裏红、冬青地青花、青花堆粉等品种。青花粉彩器大量出现。青花堆粉，又称为“堆粉青花”或“青花加白”。堆粉青花瓷最早始于康熙时期，雍正、乾隆时有烧制，但数量不多，嘉道时期比较盛行。

清道光 白釉仿青铜壶

清道光 珊瑚红描金宝相花寿字纹瓶

道光时期烧造颜色釉有霁红釉、霁蓝釉、豆青釉、天蓝釉、白釉、窑变釉、酱釉、仿官釉、仿哥釉、木纹釉、炉均釉、孔雀绿釉、松石绿釉、珊瑚红釉、胭脂红釉等。

清道光 松石绿釉堆白缠枝莲纹喜字瓶

清道光 松石绿地粉彩福寿纹葫芦瓶

清道光 祭蓝釉描金盖罐

二、 器物种类

道光时期瓷器基本上继承前朝传统器形式样，创新较少，多为日用器皿。有盘、盖碗、墩式碗、赏瓶、玉壶春瓶、梅瓶、锥把瓶、将军罐、花觚、灯笼尊、洗、盆、烛台、鱼缸等。小件器物丰富多彩，酒杯多种多样，有套杯、卧足小杯、铃铛式小杯。形制较小的器物有笔筒、冬瓜罐、鼻烟壶、鸟食罐等都较为新颖，均为道光时期的典型器。新出现形状像冬瓜的“冬瓜罐”，造型别致。道光瓷器制作无论是仿古代名窑，还是仿乾隆、嘉庆朝的制品大多都很粗笨，胎体往往厚薄不一，比例不协调。但也有精品例外。

清道光 仿哥釉琮式瓶

清道光 豆青釉描金花卉花盆一对

三、胎釉特点

道光瓷器胎体细白，多数胎质疏松，胎釉结合不紧密。大件器物胎体厚重，小件器物胎质比较轻薄。器物釉面肥厚，釉面大多数是粉白釉,大件器物白釉泛青，釉面不平，往往出现波浪状，称为“波浪釉”，俗称为“浪荡釉”，为道光瓷器的主要特征之一。

清道光 粉彩庭院婴戏图双耳瓶

四、装饰纹饰特点

道光瓷器追求乾嘉时期官窑的艺术风格特色，装饰以绘制为主，所绘纹饰不如乾隆时生动活泼，纹饰图案式化，写意画较少，图案缺少层次变化，构图趋於疏朗。瓷器纹饰虽然官窑产品还尽力保持工整细致的特点，但用笔拘谨板滞，缺乏活力，寓意吉庆幸福的图案增多。民窑器画面更是趋於草率和简单化。官窑器常见纹饰有缠枝莲、鸳鸯荷莲、菊花、石榴、佛手、三果、云龙、云凤、龙凤、夔凤、花鸟、鱼藻、博古、八宝、瓜蝶、三羊、狮球、花蝶、草虫、四季花(牡丹、荷花、菊花、梅花) 、三果、人物纹有八仙、仕女、婴戏图等，绘英雄人物的无双谱较为流行。风景图案有燕京十景、庐山十景、西湖十景等，以及梵文“寿”字、“喜”字、“万寿无疆”、戒烟歌、御题诗句等多种文字装饰，尤以戒烟歌最具时代特征。

清道光 粉彩八蛮进宝图双耳瓶

清道光 粉彩花卉榴开百子图双螭耳瓶

道光时期的纹饰除延用乾嘉时的传统纹样外，新创纹饰也别具特色。喜绘动物纹多达十余种，有猫、蝶、狗、牛、羊和象、鸳鸯、鸭、仙鹤、喜鹊、鸽子、燕子、蚂蚱、蝈蝈、蜻蜓、蝙蝠、雉鸡等，为沉闷的官窑纹饰增添了一些清新的气息。这些动物图案与多种花卉、瓜果组成吉祥纹样。斗鸡、戏狗的通俗画面开始盛行。

清道光 绿地粉彩缠枝莲纹壶

五、款识

道光官窑器多铭以“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以青花为主,也有抹红及描金款,字体有力，笔画较粗，排列工整，风格与嘉庆款相似。道光朝堂名款极为盛行,主要是皇帝本人的御用款和王公贵族的私家用款，瓷器制作甚为精致。道光帝在未登极以前就用过“薢竹主人”及“薢竹造”的款名。登极以后又使用过“慎德堂”、“颐寿堂”等御用款。“慎德堂”款与 “大清道光年制”六字款的瓷器制品,都为官窑器物。陈浏《陶雅》记：“慎德堂系道光官窑，而价侔雍乾之高品，亦一时风尚使然……。慎德堂制楷书款识，以侧锋书写，字体秀丽。笔法工稳，以抹红为最多，亦有泥金者”。

清道光 仿官釉直颈瓶

“慎德堂”为圆明园内的壹组建筑，它位於圆明园九洲清晏的西面，修建於道光十年（1830年），次年落成，为道光皇帝夏季避暑、处理政务之所，晚年主要生活在此。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於“慎德堂”内。道光十壹年（1831年）道光帝曾作《慎德堂记》（收录在道光《御制文余集》），将节俭修身图治联系起来，阐述了节俭、修身、图治的关系，表达了他的治政方针。道光皇帝御用玺印有“慎德堂宝”，常钤於书画之上。传世“慎德堂”铭款器物品种丰富，以粉彩、青花制品多见，制作精美，堪称道光官窑的珍品。陈浏《陶雅》记有：“慎德堂为道光窑中无上上品，足以媲美雍正，质地之白，彩画之精，正在伯仲间。”

在清代，堂名、斋名一般是帝王、王公贵族和文人士大夫的居室之名，在道光时期，皇亲国戚所订制的瓷器很多，瓷器落款多是这些人起居室或书斋的名字。“退思堂制” 、“养园仿古”、“友堂雅制” 、“竹韵山房”款,系道光朝睿王府用瓷。定王府则书“行有恒堂”、“道光××年定府行有恒堂珍藏”等款，多数为青花、红彩楷书款。“植本堂”、“听雨堂”、惜阴堂”都是当时王府名堂。

嘉、道时期还盛行仿制明清款识，有：“大明成化年制” 、 “大明成化年制” 、“成化年制” 、“大明嘉靖年制” 、“雍正年制”、“大清乾隆年制”，款识写法与真品相差甚远。还有一种红彩满文款，有粉彩瓷碗、盤，器裏外均画粉彩纹饰，外壁粉彩绘七珍，加饰青花和金彩，底部红彩方框内书满文款，较为别致。

总之，道光时期烧造的瓷器，承袭乾隆嘉庆时期瓷器的艺术风格，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代表了清代中期御窑的制瓷水平。

清道光 绿地粉彩缠枝莲纹双耳瓶

清道光 茶叶末釉绶带葫芦瓶

清道光 胭脂紫地粉彩缠枝莲纹“吉祥如意”双耳瓶

清道光 釉里红苍龙教子图笔筒

“慎德堂制”款粉彩梅花纹盖碗，清道光，通高10cm，口径11.5cm，足径4.7cm。

碗直口，圈足。盖为覆盘式。内壁施白釉，外壁以粉彩装饰。碗与盖的主题纹样为折枝梅花，辅以如意云头纹做边饰。圈足内施白釉，外底及盖顶抓纽内均署红彩楷书“慎德堂制”双行四字款。

“慎德堂”是道光皇帝在圆明园内的行宫，署“慎德堂制”款的瓷器是道光皇帝的御用品。

黄釉刻花仿竹雕笔筒，清道光，高10.5cm，口径16.3cm，足径16cm。

笔筒呈竹节状，通体及圈足内均施淡黄釉。外壁刻划兰、菊、梅花纹。底署阴刻篆书“大清道光年制”三行六字款。

这款笔筒的形状与颜色与竹制品逼肖，雕刻纹饰清新流畅，釉色光润，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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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祥最早只是景德镇一个并不知名的小手工作坊，据说传承于清朝嘉庆年间“贵和堂”。主要生产青花、青花玲珑、粉彩、各类颜色釉茶具。后来被专做景瓷茶具生意的“京德”公司包窑。这期间，贵和祥为“京德”制作了不少高档的手工茶具。由于主要是代工，这一时期贵和祥几乎没有自己的品牌，只有“京德”款，偶尔也做些明清古瓷的仿品。这也是老堂主主事的时期。通过对早期产品的赏析，我们能发现老堂主重视传统的风格：胎质细腻、釉面匀净、画工精细、器型古朴。底款笔划工整、字迹深沉、发色也较纯正。当然，由于代工和仿制，款识多是别人的嫁衣。在仿款中略有一种拘谨的感觉。这是较早时期的“官当向荣堂”底款。

二、初创时期：随着“京德”在茶具领域里成功的市场运作，“贵和祥”手工茶具在市场上的接受度日益提高，贵和祥的自主品牌意识也觉醒了。他们开始在所制作的手工茶具器底上，打上了贵和祥的款识。但由于与“京德”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这种张显自我的表现欲显然是不合调的。于是，又不得不在前面打上“京德”的烙印。所以这一时期作品的款识多为“京德贵和祥”。这也是少堂主邹俊开始崛起的时期，而少堂主的崛起对后来“贵和祥”品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时的底款，字体多用行楷。无论是带双圈的五字款，还是不带圈的六字款，“贵和祥”三字都非常舒畅洒脱，只是“京德”两字略显局促。而产品依旧保持着第一时期的传统风格。

三、发展时期：，“贵和祥”的手工茶具尤为热销。这时，“贵和祥”终于破茧而出，走出了“京德”的暖房，开始在市场的风雨中自己拚搏。除了继续为“京德”生产一部分高档手工茶具外，将其余的精力用来自主制作茶具。并在2005年，名正言顺地为所制作的茶具打上了“乙酉年贵和祥”的六字纪年与堂口款。这是老堂主与少堂主共同主事的时期。这时的底款，无论是带双圈的，还是不带双圈的，字体字形、笔法风格都较为统一，只是“酉”字略嫌生硬。由于打上了纪年款，这样一来，每年就需要更新款识，这会使“贵和祥”的底款变得种类繁杂，不利于其品牌的推广和识别。所以，纪年款也只用了一年就停掉了。

四、成熟时期：2006年，随着“贵和祥”知名度的不断提高，自主品牌已经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品牌战略，统一款识就成为必需。由此，“贵和祥”不再使用以前的纪年款，而改用“景德窑贵和祥”六字堂口款和“贵和祥制”的四字堂口款。同时，还启用了“景德窑贵和祥珍藏”的八字款。这时，少堂主的领导地位已经逐渐确立。此后的产品，在种类和器形上已经大为丰富，质量更有所提高，同时“贵和祥”的品牌也最终被市场接受。这时的“景德窑贵和祥”六字款和“贵和祥制”的四字款，无论有无双圈，多以两纵行排列。而三纵行排列的“景德窑贵和祥”和“景德窑贵和祥珍藏”，在视觉上差些。其实，特意打上的珍藏款并无十分必要。胎骨好、釉质匀、画工细、发色正、器形美的茶具，自然就是精品，就有收藏价值。如果打上珍藏款反觉得俗了。高档的产品或可以用附上作者证书的方式来取代珍藏款。再就是，四字款中最好不用印章形式的底款，应把全手工的旗帜扛到底